《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形成及经济学论证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初步形成了社会发展规律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经典阐述。但理论的创立不意味着理论已经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采用了“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对鲜活的资本主义事实进行考察,从而对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进行了经济学论证。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简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论岭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地域性文化体系是高位与低位、应然与实然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岭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岭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和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具体到包括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具体落实到包括体现岭南特色。岭南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文化载体和实践形式;通过与岭南文化结合可获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民众基础;岭南文化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丰富、鲜活的养分。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岭南文化整合引领,使之超越地域和历史局限,成为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和人民需要的地域文化。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集部著录订误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补清人艺文志之阙,但其据目录采目未经眼原书,难免讹误。谨对其集部之《庚寅漫录》、《阮亭论诗绝句》、《阮亭诗选》、《王阮亭诗初集合刻》等14种著述之作者、名称、版本进行考证。     

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词汇语义结构研究--以“高＋N”二字组合①为例

“高”是典型的表事物量度属性的单音节形容词,是单音节形容词中很重要且特征较为明显的一类。在传统词汇语义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逻辑语义学理论,以“高”为个案,考察“高＋N”二字组合的语义结构关系,初步建立汉语单音节形容词和后现名词性成分组合的逻辑语义模型及理解模式,为其进一步形式化提供语义信息和知识,从而为中文信息处理的词义分析提供一种新思路。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虚弱国家”的形态和起源：以1988-2010年的缅甸为例

“虚弱国家”是指介于失败国家与正常国家之间的一种国家形态,政府履行公共管理的能力下降,社会结构涣散,国家内部冲突,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动,社会依然正常运行。新军人集团执政期间的缅甸,政府与反对派、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国内经济发展滞后,国际上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内忧外困,存在政治转型期间的新旧结构的冲突,多民族文化的冲突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这些特征使得1988-2010年间的缅甸呈现出典型的“虚弱国家”形态,其根源在于军人长期专政、多民族冲突和国际干预使得其民主进程受挫、社会分化严重、民主进程缓慢。处于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缅甸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气候治理的共识、途径与要略

气候作为天气过程有其运行的时空韵律,导致气候失律的最终之因是人类活动。气候治理,需要建立起达成全球共识的气候责任,在此基础上创建“权责对等”和“代际公正”的整合引导方式;并根据“谁污染谁付费”的问责原则和“谁受害谁得益”的补偿原则,制订以人口为基准和以人口分布空间密度为调节机制的排放配额标准,指导气候治理以全球协作减排为治表之法,以全面恢复和提升地球自净化能力为治本之策,以重建人类存在方式、技术-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最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