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桃花源记》中的“有汉”

《桃花源记》一文中的“有汉”通常被翻译教材译为“有过（经历过）汉朝”,然而笔者通过查找资料认为,以往的翻译理解存在偏误,因此著此文试做探析。同时以“有汉”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及诸家观点的整理,又进一步探讨了“有＋朝代名”结构的“有”的用法及语义。     

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

“醉驾”行为应否一律定罪,成为“醉驾”入刑后自始广受争议的问题。然而,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定性尴尬表明,“醉驾”一律定罪事实上是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错误做法。如此错误,缘于过分强调分则个罪条款之适用同时,忽视了总则之地位及其与分则之内在联系,继而使得“醉驾”定性适用法律并不完整。完整的法律适用,需基于法教义学而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对具体个案予以体系化的法律适用。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中的杜甫情结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转折时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与"新文体"倡导实践虽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学主张,但堪称前矛与同路人。梁启超很少推重古代文学家,独对"写实派"杜甫十分推崇,从前期的情不自禁、每每涉及到后期的着力宣传,冠以"情圣"指称,可见梁启超文学思想方面较为清晰的发展路线与道义坚守。论文依据史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方面的内容。     

论《围城》爱情伦理的三重主题

《围城》体现着特定的爱情伦理。通过对方鸿渐和苏文纨、孙柔嘉、唐晓芙等人爱情纠葛的冷嘲热讽,钱钟书把他坚持的爱情伦理慢慢展示出来。《围城》的爱情伦理围绕本然、实然和应然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对爱情困境的客观叙述,表现了其主体意蕴;二是对荒诞的婚姻“围城”的热切关注,表现了其现实维度;三是对人生希望的执著追寻,表现了其理想主张。     

论《论语》中的乐思想

《论语》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乐"(lè)思想,尽管古代的经学家与现代《论语》学者都作出过自己的注解或论述,但是很少有人从文献本身针对孔子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进行梳理和论证。通过对文本的统计分析、整理,梳理出孔子乐思想包括仁者之乐、君子之乐、学习之乐、朋友之乐、山水之乐、音乐之乐等六大体系。孔子乐思想的实质是"仁者之乐",其他五种乐是仁者之乐在人生中的五个重要方面的具体落实。     

论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

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对实践审判活动极为重要。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是通往行政法治的一条阶梯。从“主要证据”的预设出发,然后层层推进,深入分析“主要证据不足”及其相关问题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对比分析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厘清其中行政法治的考量和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领悟行政诉讼的目的,并借此指导实践审判活动。     

论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观及其价值意义

习近平同志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学习,多次专门就学习问题发表重要讲话,集中对“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等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形成了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系统科学的学习观。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学习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其实践要求,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水平、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推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秉持自然向人而生与人向自然复归的双重意涵。这种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双重意涵,为整合与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把人还原为普通生物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圆心规定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与视域。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思想的内在动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超越了外来话语体系渲染的“自然人”与“利己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在对人与自然非合作性博弈的自觉矫正中,凭借实践的上通下达,牵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与联动。     

俄英语中倍数增减的译法

在英语和俄语科技语体中 ,“增加 N倍和减少几分之几”经常出现 ,汉语译法根据不同语境而有所变化。本文通过分析其不同的表达方式 ,提供了一些常用的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