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准备工作”的含义、作用及适用

国际(常设)法院对"准备工作"的态度经历了由排斥到逐步接纳的过程;DSB强调其适当作用。第31条到第32条本身需要澄清。"准备工作"问题包括其含义、范围、作用和适用等:"准备工作"无强制性;其范围乃条约的成立史,包括与条约谈判、缔结相关的所有书面资料和仅作为例外而使用的口头资料;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得性,但缺乏证据价值;其存在局限性,包括资料的浩繁性、矛盾性、缺失性、含糊性、自利性与失灵性等。不同内容和来源的"准备工作"材料价值、意义相异,解释者应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持谨慎态度并严格审查,以识别其相关性。WTO案例将"准备工作"效力及于后加入国家;单方来源的准备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关性。     

《巧女的故事》的叙事研究

我国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可以从故事讲述人,故事听众和故事文本三方面入手。目前学界已经开始重视对故事讲述人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对故事听众即接受者的研究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对故事文本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拟借鉴国内外现代叙事学成果,以故事文本为对象,从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叙述句式和叙事风格方面,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代表性极强的作品《巧女的故事》中的故事做初步的探究。     

《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奥穆》:一曲世外桃源的挽歌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其海洋小说《奥穆》中,麦尔维尔为我们描绘了曾经宛若“世外桃源”的南太平洋岛屿是怎样在白人殖民者的侵略下,逐渐变成了满目苍凉、民不聊生的地狱般的世界。《奥穆》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文明所滋生罪恶的批判,同时也是为人类失去美好“桃源世界”所谱写的一曲挽歌。     

“熊猫妈妈”侯蓉:以慈母之心守护国宝

她梦想当一名白衣天使,却阴差阳错成了“熊猫医生”。26年来,她和同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圈养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阴差阳错成为“熊猫医生”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儿时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兽医吗?侯蓉(以下简称侯):我老家在四川农村,小时候目睹身边亲友被病痛折磨的情形,我就梦想着将来做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