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梦陔堂文说》的学术价值及其版本等问题

《梦陔堂文说》是黄承吉晚年的一部力作,在赋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书中所论皆因学术史上富有争议的赋家扬雄而展开,作者重视事件发生的原生态文化环境,论述上形成了重视道之体用,并善于从声音训诂角度追本探源的独特风格。目前文献所记《梦陔堂文说》版本主要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中刊咸丰元年印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现存《梦陔堂文说》底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有重印本,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之说有误。《梦陔堂文说》刊刻完成部分约占其手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刘宝楠、罗士琳等参与了校订工作,这部书是清代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试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就其主题、方法、内容、观点、成果等而言,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已经具有了自身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包括基本立场、研究对象、主要方法、理论意旨等要素。其中,中国特色这一基本立场的形成,依附于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表现在比较研究与学术对话中。相应地,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只限于《资本论》的笔记、手稿、定稿、书信,更应囊括中国道路之于《资本论》思想精髓的检验与发展。实现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的有机结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导向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方法论依据,例如,研究逻辑与叙述结构的变迁,观照与把握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当今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资本论》当代价值之重估等。不仅如此,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还应置于世界历史发展中并产生意义,方可具备完整的形态。     

从《诗经·邶风》看卫国州吁之乱与败——兼论《诗》、史互补互证

关于春秋时卫国的“州吁之乱”,有史官记述与《诗》学传述两个系统。历代研究者只重史官记述系统,而《诗》学系统的传述完全被忽略。通过对《诗序》与《诗》之研究,得知《诗经·邶风》之《绿衣》《燕燕》《日月》《终风》皆与州吁之乱有关,这些诗篇与《诗序》共同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不仅反映了州吁之乱中后宫妃妾的命运,同时也披露了州吁之败乃庄姜、戴妫预谋的结果,展示了春秋女性的风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作为真理游戏的电子游戏——跟随福柯的文本脉络探寻游戏哲学的建构可能

在当今日趋游戏化的世界之中,游戏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甚至难解难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为我们经由游戏的视角来反思生活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也为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严肃乃至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游戏之中的反思来说服、引导玩家挣脱游戏装置的操控。在这个方面,福柯中后期所提出的真理游戏的概念具有深刻启示。他一方面展现出从权力向治理的转化,进而揭示出治理之中的两个要点,即引导灵魂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将真理游戏细分为从政治游戏向哲学游戏的转化,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说服力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点。如何像苏格拉底那般进行哲学式的真理说服,而并非仅仅臣服于智者式的信念说服,也就成为引导未来电子游戏走向哲学游戏的一个重要线索。     

《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