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分与职能之异——《荀子·天论》“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新诠

目前学界对"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的理解千差万别,这既有词语训释上的原因,也源于理论认知方面的差异。经由辩证诸种注释歧义,并结合《天论》篇政治哲学的文本性质,可以看到此句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其一,荀子区分了"天"(自然之天)与"道"(礼义之道),并分立了二者在达致合理的政治秩序上的价值。其二,就政治体系而言,政治秩序的达致需要政治角色履行相应的政治职能。荀子所理解的"官人"与"圣人"在政治职能上有本质差异,一者在"守天"(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另一在"守道"(持守、遵循礼义之道)。辨明"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一句的意涵,有助于深入理解《天论》篇的理论主旨与义理脉络。在《天论》篇中,"自为(圣人)守道"是"明于天人之分"的必然要求,也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根本前提。在荀子看来,只有"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天"只是治理天下的物质资源。     

中国上古神话体系重建的方法论反思——以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为例

20世纪以来,面对残存于汉语典籍中的神话"碎片",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重建,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是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从当时盛行的"人类心智共通说"出发,导出世界神话普同的结论;归纳其他民族神话的情节结构,进而"还原"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从学术反思的立场看,茅盾上述方法有一定局限,它与其说解决了中国神话难题,不如说缓解了当时知识界的焦虑。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棉业是江南历史上重要的支柱产业,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江南棉业海外贸易日益繁盛。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的作用与影响是复杂的,全球性商品竞争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使得江南乡镇民营经济遭遇困境,面临危机和挑战,同时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遭遇和命运显示,近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既有来自海外贸易带来的挑战和示范,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独特内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着多种路径,难以运用欧洲经验的普遍原则予以阐释。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名人怎么做父亲

鲁迅:顺其自然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7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解释:“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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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创刊于1987年,系全国创刊最早、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老年期刊之一,在全国老年期刊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长期位居全国公共图书馆老年类期刊借阅率排行榜前列,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是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重点打造"一个品种工程"的期刊。2014年被评选为"中国最美期刊",2017年被评选为"媒体融合十佳期刊",2018年入选"中国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2019年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