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公司法》的四项核心原则

在《公司法》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反思和重塑公司法的核心原则有助于宣誓法律价值,明确立法目标,奠定立法基调,重构法律条文,统领法律解释,提高立法质量,增强公司法全球竞争力。公司法的首要原则是保障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活力。第二原则是保护股东权利,坚持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鼓励投资兴业、避免资本外流。第三原则是尊重公司的债权人,强化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化解金融风险。第四原则是赋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义利并重,打造受人尊重的多赢共享的商业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原则和而不同、同频共振,既应载于公司法总则,更应贯穿于全部公司法规范体系。     

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与公司集团立法研究

《公司法》第16条引发越权担保合同效力之争,本质是关联交易的效力判断之争。《公司法修订草案》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规定,应置于《公司法》总则之中或独立成章;违背安全港程序的关联交易可以经法院撤销而归于无效,但最终应以交易公平性作为终极裁判标准。公司集团利用内部关联交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但另一方面可能损害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公司法》修订应遵循堵疏结合的立法思路,对关联交易和公司集团进行系统化规范:“堵”即是建立防火墙,防止关联交易损害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疏”即是承认公司集团行使统一管理权的合法性,鼓励公司集团做大做强,并建立公司集团内部的公平补偿机制。     

表决权差异安排的类型化思考

《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出台,在国内立法中正式确立非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差异安排,类别股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全国商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较区分不同商业组织形式,缩短规则供求差距,探寻公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为类别股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指引。围绕中国科创板和创业板为表决权差异安排提供的不同治理安排,反思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强度。坚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化思考,趋利避害,抵御控股股东滥权风险。尊重公司章程自治,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置差异化表决机制“扫清障碍”。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循环控股与表决权差异安排叠加,加大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分歧,企业集团的治理风险加剧。在差异化表决机制下,必须限制特殊表决权股的设置时间和存续时间,提供中小投资者行权的司法保障,完善中小投资者退出的股份回购请求权,使其“进入”有保障,“退出”有方法。     

《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     

中国公司法的功能再定位与价值导向矫正

《公司法修订草案》对现行公司法进行涉及七个方面的较大篇幅的增订、修改,但未能清晰地显现中国未来公司法的价值功能定位。中国到底需要一部分什么样的公司法？是制定或大篇幅修改公司法首先应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否则,将影响公司法体系的和谐统一和调整效果。“管制型公司法” “自治型公司法”均已不合时宜。中国未来的公司法应是“促导服务型公司法”。相应的价值序列必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交易安全。公司法的修改应当围绕着这一价值功能定位,废除过时且无效的规定,填补漏洞和空白,创新规范,平衡协调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公司创新发展,增强竞争实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基于DEPA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当前WTO多边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缺失,使得数字贸易治理呈现出区域化趋势。为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预判亚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可能路径,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采用文献分析、规则文本对比、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的议题广度和深度、谈判模式、模块特征、关注焦点及竞争格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研究认为,未来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趋向:数字贸易治理将涵盖更多新兴技术领域,传统议题也会趋于更高标准; 专门协定的高效率将驱使数字贸易议题逐渐与传统议题相剥离,协定的框架形式也将采取开放、灵活、包容的“主题模块”形式。数字包容性发展、数字便利化等议题将是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焦点议题; 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大国博弈将以中美两国为中心,中小经济体也会以“联合抱团”来争取某些议题的话语权。     

清初文人赵士春道教实践与思想探析

赵士春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知名文人,随着赵士春《保闲堂集》多个版本的发现,其崇道的生活经历得以完整展现,修改了此前学界对其居士文人身份的判断,为了解清初文人的道教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细节化资料。清初文人的宗教选择常常被纳入明清鼎革的叙事中,但赵士春的道教倾向与其宦游的经历、明末江南的鸾社风气,以及交游圈的文人宗教环境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政治变迁的产物。虽然晚明以来道教与特定文人社群的关系已成为明清道教史研究关心所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乩坛和家族信仰,从生活史角度展开的论述较少,赵士春的日常道教实践为清初江南文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较为详实的个案,对了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环境和道教思想将有所助益。     

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

本文从鲁迅的＂立人＂思想这一角度,阐述《补天》（《不周山》）的思想内蕴,指出《补天》张扬＂新的生命＂意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与《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作品形成了思想上、艺术上的互补。因此,《补天》是鲁迅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一。     

清人对《释名》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对《释名》进行整理与研究的主要有毕沅、顾广圻、王先谦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已主要集中体现在《释名疏证补》一书中。他们校勘文字,考证名物,阐明体例,辨明音读,为此书的整理与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寻其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研究整理的过程中,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