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宗羲的朴素民主思想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黄宗羲是一个具有伟大地位的杰出人物。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在于他作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派的最主要代表,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影响和启迪后者的朴素民主思想。文章试图主要从主权在民意识、政体监督意识、法治与民主意识、工商皆本意识四个方面来论述他的朴素民主思想。     

《揽辔录》中的河南旅游文化资源探微

《揽辔录》是范成大使金途中记载沿途风物民俗的见闻实录。书中记载了河南境内大量的旅游文化资源,如雷万春墓、双王庙、伊尹墓、扁鹊墓和开封、安阳城市面貌以及风土人情。这些记载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作为当前旅游资源开发的佐证也具有重要意义。     

“岳飞《满江红》”伪托新考——袁纯是“岳飞《满江红》”肇始者

传世的“岳飞《满江红》”一词,首次出现于明代中叶袁纯编辑《精忠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余嘉锡等学者对此词著者产生质疑,相关争议至今未获得学界共识。在学界既有研究和争议的基础上,对比考辨“岳飞《满江红》”与史载岳飞诗文、元杂剧《东窗记》,同时参证《精忠录》编辑和刊刻的史实,可对该词非岳飞所作,做出进一步的文本研究,提供“内证”阐述。考辨可知,不仅“岳飞《满江红》”系明人伪托,而且伪托的肇始者就是以编纂《精忠录》而使该词“突出于明之中叶”的汤阴县教谕袁纯。     

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理论下的翻译主体间性研究——以林纾译作《黑人吁天录》为例

从翻译的主体间性视角来看,翻译实质是一项涉及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如何处理好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是目前翻译理论的重点之一;伽达默尔提出的“视界融合”这一哲学解释学原则恰为这种认识提供了理论基础,翻译不再是单一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多个翻译主体间跨时空的交流;林纾的译作《黑人吁天录》恰到好处地完成了翻译的历史文化使命,是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典型译作。     

《柳梢青》还是《贺圣朝》——一首“鬼仙词”引发的疑问

杨慎《词品》录有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一词,未具调名,《古今词话》、《古今词统》诸书录此词多题作《柳梢青》;但《全唐诗》、《历代诗余》录此词题作《贺圣朝》,且前两句倒置作白露点、晓星明灭;《鸣鹤余音》、《花草稡编》录此词作《柳梢青》,起句多依稀二字。在全面比较了此词的异文和体格后指出此词是《柳梢青》而非《贺圣朝》,《全唐诗》调名题《贺圣朝》为误抄所致,《历代诗余》据此孤例定出《贺圣朝》之又一体不足为训。     

游艺中的盛清城市风情——古籍善本《扬州画舫纪游图》研究

《扬州画舫纪游图》是一份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新史料。该图虽系游艺之作,却反映了清代繁盛时期的城市风情。它不是简单的景观展示,而是将城市景观与民间游戏相结合,寓教于乐,反映了清代扬州人的匠心独运,也折射出扬州城市文化的深厚积淀和高雅品位,在中国城市中似仅此一例。     

《乐府群玉》选编者为胡存善臆考

《乐府群玉》的选编者,任中敏疑为胡存善,隋树森据贾本《录鬼簿》中的一条材料反驳之而定为无名氏。实际上,隋先生忽略了《录鬼簿》存在多种版本的复杂情况。爬梳《录鬼簿》诸版本著录《丛珠》的情况,可以确定《丛珠》的归属,藉此可以进一步证明《乐府群玉》的选编者为胡存善。《乐府群玉》“编次有伦”的特点以及选曲风格与《录鬼簿》胡存善小传等材料相契合;该书张可久小令精选自《今乐府》,而后者是胡氏对张可久30年创作的精选;胡氏交游广泛,具有较高的解曲能力和编刊散曲集的经验,这些都是胡存善选编《乐府群玉》有力的佐证。     

五种清代进士题名录的承继关系考论

在清代进士题名录系统中,有场中缮写本进士登科录、场外刊刻本进士登科录、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民间刻印本进士题名碑录和今人编著的进士索引工具书,五种不同阶段的存在形式相互承继。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法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详细考察了法国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游记《漫游随录》中以细腻、生动而又深刻的文笔记载了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把法国以真实可感的形象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国人了解法国大有帮助。在普法战争爆发、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历史时刻,他及时撰写了《普法战纪》、《重订法国志略》报道战况,介绍法国普鲁士的历史地理情况,开阔国人的视野,为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对当时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当然承袭了前人对法国的—些看法,但是,由于他有游历法国的亲身经历和编纂法国志的经验,所以,他又极大地发展、推动当时国人对于法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