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折射与融合：翻译规范视域下华兹生英译苏轼诗词研究

华兹生是国外迄今为止翻译苏轼诗词最多的一位译者。按照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能够更准确地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抉择。华兹生的译诗选篇倾向于山水禅诗和乐观主义诗篇,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译诗的预备规范。在操作规范方面,苏轼诗歌中的节奏、叠词和对仗等形式特点被折射译入英语的自由诗体中,产生了译文杂合的现象。在初始规范方面,华兹生在源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文化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使得苏轼诗词在异域文化中得到再生与融合,其译作是中美文化折射与融合的结果,对当下典籍英译具有启迪意义。     

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

纵观20世纪《水浒传》的研究,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市井写心、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写心的观点是《水浒传》认识的主流。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水浒传》所表达出的新思想核心是夺回被剥夺,索回人权,要求平等。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名著所反映的新思想,在整个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所反映的思想在它们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是古代中国极其珍贵的文学思想贡献。     

元杂剧《疏者下船》的版本问题

在现存的几部郑廷玉杂剧中,《疏者下船》的版本差异问题是最为突出的。20世纪以来,对《疏者下船》做过具体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要么对其版本不作明确的价值判断,要么极力肯定元刊本的价值而大肆贬低明刊本,实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势。这种现象对我们今天如何客观评价《疏者下船》乃至整个元杂剧版本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通过对《疏者下船》现存诸版本的仔细比较和论证,我们发现:《疏者下船》的元、明两类刊本在故事情节、伦理逻辑、戏剧立意乃至曲词宾白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明刊本对元刊本的增删修改具有艺术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印度两大史诗的图像呈现与流传

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经典之作,两者不仅有多语种的文本(缩略本、改写本、译本、转译本等)流传于世,而且以其丰富多彩的图像形式(石刻、壁画、雕塑、插图等)进行跨文化流传。在中世纪之后的印穆宗教冲突大背景下,史诗的人物与主旨是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投射,史诗的插图本也就成为双方斗争的表征。不同集团赞助制作史诗插图本的目标各异,要么是为了理解印度本土的宗教与文化,或者是迎合帝王的个人爱好;要么是为了控制印度宗教的话语权、凝聚本土宗教的信仰和传统,或者是为了强化抗击外来宗教政权的斗志。因此,梳理两大史诗图像的制作与呈现过程及其流传变化有利于加深学界对印度古代文学、文化和宗教复杂性的认知。     

列宁与狄慈根的哲学唯物主义——列宁《〈狄慈根哲学著作集〉一书批注》研究

列宁的《〈狄慈根哲学著作集〉一书批注》,是写于1908年前后的一篇读书批注.在对狄慈根哲学著作的研究中,列宁奠定了自己最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为他以后的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思想斗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     

《盛京时报》广告所见日本对东北的奴化与掠夺

《盛京时报》是近现代东北地区一份有影响的大型中文报纸。它是由日本人中岛有雄于1906年在奉天(沈阳)创办的。在该报存续的38年中(1906~1944),不仅反映殖民统治者的意志,而且亦成为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东北不折不扣的代言人。因此《盛京时报》所保存下来的资料对于研究日本在东北殖民时期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包括“说”体、“子”体、“术”体、“事”体和“言”体五种文体类型。小说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之一家,又是唯一不入“九流”的一家,这便决定了小说家的著述既是子书,又是“君子弗为”的子书的学术文化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除后世依托的传说人物外,有乐师、学者、待诏、方士等,其身份地位均不显赫,多属于“稗官”之流。与作者身份地位相应,其著述也以浅薄、迂诞、琐碎的“丛残小语”为主,一般不涉朝政军国大事。就文体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既有子书“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的说体文特点,也有子书“近取譬喻”“述事言理”的政论文特点,而医巫厌祝之术、长生不老之方、杂说短记、奇谈怪论、轶闻趣事、民间琐谈,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小说文体的这些特点,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     

“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论《剑桥》中的奴隶制历史

“水土适应”关乎在热带的生存与移居,标志着殖民主义的根本面向。卡里尔·菲利普斯的《剑桥》挖掘了“水土适应”母题的双重内涵,即殖民病学和丧失性流散,从后殖民逆写走向当代历史书写。小说首先将“水土适应”再现为殖民病学,揭示腐败理论、神经理论的两大范式是英国废奴辩论的病学基础,并构建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它更以僵尸叙事重构“水土适应”为丧失性流散,复现黑人族群的丧失,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观。尽管《剑桥》彰显“新奴隶叙事”的当代视野,却将奴隶制历史作为结构性创伤,暴露强化帝国叙事的政治局限。它也成为评估当代奴隶制书写政治意义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