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源氏物语》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新——以《竹取物语》为中心

《源氏物语》＂赛画卷＂明确指出《竹取物语》是＂物语之鼻祖＂,这是极不寻常之事,事实上,如果没有《竹取物语》,恐怕就不会有《源氏物语》。可以说,它是深深地渗透到《源氏物语》的文本中,是《源氏物语》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之一。     

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了唐朝和宋元时期的汉藏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认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经济繁荣,民户兴旺,文化发达,学术空气浓厚,这对于曾经占领此地的吐蕃人必然产生影响,尤其在历史学方面,汉藏民族之间存在长期的互相交流,吐蕃的史学家在学习和吸收了汉族的史学文化基础上,最终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传统.     

论中唐音乐的民间化趋势及其对乐府诗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宫廷的音乐机构、乐工以及乐章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统治者对音乐的态度较之初盛唐也发生很大变化,其中很多政策都限制了音乐的发展。于是以宫廷为中心的音乐活动从中唐开始逐渐转向民间,并对以乐府诗为代表的音乐文学产生影响,如游戏功能的加强、联章形式的大量运用以及民歌的兴起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乐府诗的艺术价值。     

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以《史记》与《平家物语》为中心

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不仅包括时间上的纵向置换,也包括空间上的横向置换。就空间向度而言,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特定的地域、自然环境以及特定的文化、社会规范的影响都使得原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反映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了日本深层文化不同于中国之处。     

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从元杂剧对唐传奇的改编看元代文人心态

通过对元杂剧和唐传奇同类题材作品的比较 ,理出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元代士人 ,因地位下降、生活窘困而导致心理失衡 ,而改变现状和恢复昔日辉煌的愿望又与政治现实和社会思潮尖锐对立。因此 ,惟有放浪红尘 ,隐逸山林 ,才能使心灵得到麻醉 ,精神得到解脱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说唐小说“玄武门之变”考论

说唐小说中的"玄武门之变"虽然在细微处有区别,但其倾向性非常鲜明,即肯定李世民,贬斥李建成、元吉,认为此事件是正义之举.此种倾向性与宋以来的史家之观点以及敦煌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的倾向性迥然不同,体现了明清说唐小说家对"玄武门之变"的诠释与接受.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     

少年猎手的悲哀

一个少年猎手,长得剽悍魁梧,且拥有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唐打猎一样的狩猎技艺。这天清晨,他收拾好工具行囊,正准备进山去打猎,一个飘髯老者拐了进来,央求少年带他一块儿去狩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