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题取向看《古诗十九首》的儒家文化底蕴

<古诗十九首>这组东汉文人五言抒情短诗之所以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千百年来在诗坛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不仅在于它特殊的美感风韵和卓尔不凡的艺术表现手法,还在于它所积淀和包含的丰厚的儒家文化底蕴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精神文化养料,从而引起了历代读者的强烈共鸣和喜爱.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实际地位,其自伤自怜和游子思妇的两大主题取向表现了<古诗十九首>的儒家文化底蕴及其在特定时代的内涵.     

许学夷唐体之辨及其诗歌史意义

许学夷所辨之唐"体"包含两层内容:一为"体制声调",一为"气象风格"。前者着眼于诗歌的体式规范,关乎声律形式诸方面要素;后者立足于诗歌的风格特征,与总体呈现的艺术意味和精神态势有关。而体制声调与气象风格一为"先",一为"本",即先从诗歌的形式要素入手,进而上溯或呈现其气象风格之本然状貌。在辨体的基础上,许学夷展开对唐诗因革关系的描述,划分"源"与"流"、"正"与"变",理出诗歌发展变化的线索。作为对一种审美范式的标举,许学夷勉力维护着汉魏盛唐诗的正宗地位,而出于对诗歌发展历史的通识,他又承认了唐诗变异的合理性。     

唐诗的传播媒介及其范式

唐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 ,借助于书面媒介和口传媒介实现信息的传播。这种传播媒介和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英文化的生成模式 ,使唐诗的创作环境呈现出开放的局面。其双向互动性促进了唐诗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 ,而传播对人文生态的改变 ,促成了大众文化语境的形成 ,使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了参与创作的可能。在市民文化勃兴的背景中 ,这种传播媒介和范式也不可避免地引导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走向     

“唐诗之路”与岑参的西域之行

在遍布中华大地的诗歌之路中,影响最大的是"唐诗之路"。"唐诗之路"走得最远、时间最长的是唐代诗人岑参及其河西走廊、西域之行。岑参一生两次进入西域,前后长达五年。岑参对唐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及西域的描写具有典范意义,西域的许多地方,是岑参第一次写入诗中。两次西域之行,锤锻了岑参的意志品格,成就了他的诗歌,为其诗带来了奇丽壮阔之美,无论是境界还是格调。     

屈原诗歌的故土情志

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鲁迅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鲁迅全集》卷九,第370页）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楚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比北方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留着原始社会民族的传统,还没有经过礼的教化。“抓住楚国仍然有浓厚的氏族意识这样一个根本特点,这是正确了解屈原美学思想的关键”（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论屈原部分…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

《古诗十九首》,是近百年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如作者、作年、主题、文学史地位等,至今还没有"定论",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检讨。东汉末年下层文人所作,梁启超以来,成为通行的主流观点,木斋教授则认为是建安时上层文人所作,这一"颠覆"性观点,值得学界重视并积极回应。"十九首"是原创还是拟作?是"代言"还是写实?是不是组诗?是单一主题还是多元主题?文学史地位究竟如何?仍需继续探讨,还应检讨"循环论证"等方法。     

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广西大明山(下)

各地人们对盘古的崇拜在地理上相连成片,形成了盘古信仰圈.盘古信仰圈的出现说明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和南越民族世居地都可谓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盘古信仰圈的凝聚力出发,就地理、堪舆、图腾、敬祖、活化石、民俗等六个方面论证南朝梁任防<述异记>所记的南海"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的具体位置就在古代南海的中心区域广西桂中地区的大明山上.具有显赫景观形象和浓厚礼法含义的广西桂中大明山其人文地理特征与南朝梁任防<述异记>卷上所记录的"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相吻合,古代西瓯骆越世居地的广西大明山是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