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

石黑一雄的作品《被埋葬的巨人》以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展现了英国民族塑形时期的一段晦暗的历史图景,背后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思维和文学想象方式。作品通过展现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通过时空并置的记忆书写,挖掘了历史断裂处的沉默话语;通过书写不同个体的记忆,呈现了多重历史意识和声音。正是在这种书写方式中,石黑一雄达到了对话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目的。     

戏剧话语中称呼语的态度意义： 以《荷兰人》为例

近10多年来,称呼语作为文学话语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其丰富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以及语用意义等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态度意义缺乏系统考察。在语言评价理论框架下,结合戏剧话语中称呼语的特点,系统考察称呼语的态度意义,发现称呼语隐含各种情感意义和判断意义。通过对阿米里·巴拉卡戏剧《荷兰人》中人物之间的称呼语的态度意义进行系统分析,发现称呼语的态度意义有助于建构复杂动态的人物身份。     

《叛徒》的反讽艺术

2016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叛徒》巧妙运用反讽手法,揭示当代美国社会依旧严峻的种族问题。反讽构织成了小说情节之外的另一个结构网络：修辞反讽渗透进小说的语言,构成了小说的肌理;标题的反讽、情景的反讽、语调的反讽建构了小说完整的结构框架;互文反讽则引入历史的维度作为参照,增强了小说的批判性。在《叛徒》中,反讽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它暗含严肃的批判精神和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已成为小说本身的内在品质。     

钟嵘《诗品》在英语国家的转译呈现

目前汉语学界关于英语世界钟嵘《诗品》译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尤未见英语全译本出现,但已然存在三种《诗品序》英译及部分重要的零散英译材料。通过对《诗品》书名诸种英译的比对,可知其分为音译和意译两类。其中,“诗”的意译主要有“诗作”“诗人”“诗歌成就”这三种不同的侧重;而“品”则主要有“品级-等级”和“品评-评价”这两个维度的区别。另外,现存的三种《诗品序》英译各具特色,关于相应语言风格和错漏情况的初步分析,将为后续的深化研究奠定基础。     

调腔《西厢记》考论

调腔是流行于浙东一带的高腔剧种,新昌县档案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调腔抄本有《西厢记》六折,除《佳期》一折为昆腔戏外,其余均出自元杂剧,反映的是明代中后期南戏声腔的杂剧演出样式。调腔《西厢记》存在明刊本所常见的曲文分唱现象,并在剧本上受到《南西厢记》影响,且曲文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调腔《西厢记》演出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论扬雄《太玄·莹》中福、祸、乐思想

扬雄《太玄》把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分为思、福、祸三段,福居三段的中心地位,是《太玄》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在《太玄》中结合各种情况加以论述。文章分析了《莹》篇中关于福与祸、福与乐的关系问题,并与弗洛伊德以及康德有关思想进行比较。同时,通过扬雄的身世及个性,分析他产生此类思想的根源。福与祸、福与乐的关系,是《太玄》思、福、祸三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加以专题论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扬雄的思想。     

《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