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戏仿

路易斯·卡罗尔著名小说《爱丽丝仙境漫游》至少包含4首模仿经典诗歌的戏仿诗歌。戏仿诗歌展现了其内嵌或隐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戏仿反对说教的娱乐性结合，共同行使了戏仿潜在的挽救性功能，使人们永远铭记可能落入湮没无闻状态的诗人及作品。戏仿作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严肃文学相互作用，不失为读者熟悉、研读严肃文学的一个捷径。     

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在梳理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相互影响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以受援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1996—2016年接受援助的相关数据,构建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国际发展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发展援助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皆能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援助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其对受援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见,国际发展援助给援助国带来的收益更大。同时,实证结果发现,用于反映运输成本的指标"两国间的距离"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会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应侧重于改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减少两国间的运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