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国风》中的乐器

<诗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经典之一,包括"风"、"雅"、"颂"三类音乐形式,其中十五国"风"是各地的民间歌曲,是<诗经>中艺术性最高的部分.<诗经>中记载了29种乐器,是周代社会的常用乐器群,"国风"中提及了琴、瑟、、簧、鼓、缶、钟、鸾等8种.本文从乐器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体现在"国风"中的周代社会的音乐面貌和审美观念.     

女性的失落:从《诗经&#183;国风》看女性在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地位

西周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从繁荣走向没落的阶段，这一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低落，这样低落可以从《诗经&#183;国风》中透示一二。文章从《国风》中有关女性生活的诗歌入手，对当时的女性地位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女性不幸知悲哀的根源。     

《古书之美》序

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写下一篇文字。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扈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     

关于《诗经》“国风”采集问题的再探讨

班固等人的"采诗说"值得怀疑,它是根据汉代采诗行为的一种推测;"十五国风"最早的采集人当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乐官,"国风"中绝大部分乐曲的谱制者也为诸侯国的乐官;"二南"之诗是流行于当时江、汉、汝流域的众诸侯国之间的诗歌的合集。当这些诗歌被献给周王朝的太师之后,周太师对之重新选择、加工、编辑成册,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就是今天所见的《诗经》"十五国风"最早的底本。     

“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梁启超国性论中的儒学观

一百余年前,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围绕孔子和儒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代,梁启超能够对孔子和儒学作出比较合理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从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国学:国语、国教、国俗;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三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以丰富学术界对其孔子和儒学观的理解,并由此为人们提高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之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的自觉提供一些思想史资料。     

文学史的大国风范

提出大国风范的文学史,是21世纪中国文学逐渐走向多元与成熟的语境下产生的命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性之风的强大吸纳之下蜂拥而至,催生了一片斑驳丛生的“速生林”,丰富了当代文学生态。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将文学带入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也难免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形成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综合症。杨义先生指出：“五四以后的引进侧重于作品,由作品而体验流派的真谛,而八十年代的引进热衷于术语,由术语而套解文本的奥秘。”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及其文化属性和文本形态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或是采用三章成篇模式,或是采用两章成篇模式。三章成篇模式是受周公制礼影响的产物,渗透的是以三为节的理念,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在周代礼乐文明浸濡较深的地域,三章成篇作品所占比例较高。两章成篇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民间歌谣属性,其作者多为普通士人和百姓,在题材内容和音调上都疏离于周代礼乐文明。《诗经.国风》将这两种结构模式的作品都加以收录,体现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礼乐文明与民间文化的整合。同时,《诗经》编订者在对《国风》作品进行排列时,更推重三章成篇的作品,显示出对礼乐文明的认同和维护。多篇成章的作品,则显示出抒情诗和叙事诗在文本形态上的差异。     

从歌谣的体制看“《风》诗”的艺术特点——兼论对《毛诗》序传解诗系统的正确认识

歌谣的“缘事而发”是朴素的主观抒情,缺少再现事件的功能;风诗与歌谣因为只有单纯的情感抒发或单一的行动、情节、场景的描写,缺乏完整叙述的功能,其主题与本事常常无法从文本中获得,须得借助文本之外的因素来解读,于是出现“诗无达诂”的接受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应该看到历史上的各种解诗系统,都带有主观阐释的性质。而作为最早的解诗系统的《毛诗》序传,因为最接近《风诗》产生的时代,保存的原始本事也应该是最多的;鉴于歌谣往往不能再现本事的情况,不应仅因《毛传》解诗从文本中得不到佐证就简单地否定它,应该对《毛诗》序传的学术价值重新认识。     

论明代作家宋懋澄的散文创作

宋懋澄的散文成就非凡,题材丰富。其内容大致分为四类：记游、记梦、记事、记物。记游散文如同泼墨写意,游踪清晰并时有掌故逸闻点缀其间;记梦散文带有述异色彩,旨在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记事散文主要写自己屡试不第的怅惘和对他人金榜题名的欣羡之情;记物散文借物抒发对烈士与游侠精神的无限憧憬。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