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关于在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对策建议

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高度开放和高度国际化,能吸引大量外资,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仍有必要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从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应选择天津进行试点,但必须选择适合的模式,分步骤实施。此外,天津必须争取中央在政策上的倾斜。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初探——以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被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卫生教科书纷纷问世;学校不仅向学童传授卫生知识,也进行卫生行为习惯培养与意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训练与健体强国理想的陶冶等等,并取得了积极的教育效果.这段久未发掘的小学卫生教育历史,对于今天的小学卫生教育仍有借鉴作用.     

天津自由贸易区建设瓶颈问题及实现路径

与上海自由贸易区相对应,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在天津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很早提出,并在探索试验之中。本文主要探讨天津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面临的瓶颈问题,并就此提出天津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路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重庆谈判的缘起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延伸,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毛泽东亲赴重庆既体现出战后美苏力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对这种支配的抵制.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     

乙未津沽海啸与《马关条约》的批准

《马关条约》草签后,面对日本贪婪的割地赔款要求,中国朝野震动,一片反对声浪,纷纷要求拒签再战。迫于情势,清政府随即在津沽沿海部署重兵欲做抵抗。然而,四月上旬一场突发的海啸,不仅摧毁了清军的防御阵地,也使怯懦的清政府试图最后侥幸一搏的希望归于破灭,光绪帝只得批准《马关条约》。     

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天津半工半读教育发展为参照

学术界对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思想已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取得很多成果。但对他的两种教育制度思想深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却研究不足。文章以当时刘少奇非常关心的天津半工半读教育发展为参照 ,从天津半工半读教育发展与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思想发展变化的互动关系中 ,探求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央领导同志关心社区防治非典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十分关心基层防治非典的工作。5月1日在天津和平区小白楼街崇仁里社区和河西区越秀路街教师村社区,他察看了防治工作值班室、卫生服务站和宣传栏;在家世界友谊路超市,他详细了解了商品供应和防治措施落实的情况。胡锦涛对这里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给予了肯定。他强调,要把各项防治措施落到实处,必须深入做好农胡锦涛在天津检查工作时强调 :村、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单位的防治工作,广泛动员全社会实行群防群控,打一场防治疫病的人民战争。城市社区人口密度大,既是防治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防治工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