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宪法中"和"的精神

我国现行宪法用“和”的思想去处理不同阶级、阶层、政党、国家权力、民族、经济、文化、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及法治与德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是充分体现了“和”的精神的宪法。     

中国近代宪法中营业自由权研究

"营业自由"语词虽是从日语"回归"于汉语,但中国近代宪法中的营业自由权却源于美法等国宪法。"营业自由"语词在中国近代宪法中的表述互有不同,但本质内涵基本相似。营业自由权对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实效。但营业自由权不是绝对的自由权,中国近代宪法对人民的营业自由权之行使加以了限制。为了人民的经济自由和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拾营业自由权的价值并将其引入当代中国宪法中。     

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其他法律、法规赖以产生、存在、发展和变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它处于一个国家独立完整和系统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石。它具备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了解和明确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对于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拘束力和强制力。我国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同时在第五条第2款中规定,“一切法律、行政…     

沉默权在我国宪法中的价值定位

沉默权问题不仅是诉讼法学上的问题也是宪法学上的一个问题。沉默权不仅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形式上的特征而且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实质上的特征。将沉默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加以规定,符合现代社会宪法基本权利内涵及种类不断扩张的要求。不仅如此,在宪法基本权利中谋求沉默权的合法地位,既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要求,而且还符合宪政意义上的价值观。     

近代中国宪法变迁的实质——从制度创新的视角切入

从制度创新的视角切入,以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为对象,检省近代中国宪法变迁的实质,可以得出近代宪法变迁不属于制度创新这一基本立场。“革命”在近代中国宪政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具有很大局限性。     

中华民族的宪法地位

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背景下和进程中构建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构建,有效地支持了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中华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中华民族也因此而内涵于中华现代国家之中,从而在事实上拥有宪法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宪法文本中并没有中华民族的明确表述,这导致了中华民族在宪法文本中缺位问题的凸显,进而又引出了一系列涉及国之根本的问题。中华民族在宪法文本中缺位的问题,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体,“中华民族”已经成为论述新时代及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重要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已写入宪法。在此条件下,是时候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中华民族的地位了。     

我国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知识界的“拨乱反正”为开端 ,历经教育的恢复、重建和体制改革 ,宪法的修订和修正 ,人权、法治事业的进步 ,学术逐步“去政治化” ,学术自由原则的落实较之此前有明显改善 ,学术自由在客观上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然而 ,从法律角度考察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并未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中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 ,相应地 ,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之门也尚待开启。近年发生的几个案例 ,似乎预示着我国学术自由权之法律保障即将发生转向。     

中国宪法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后发展国家的宪政建设之所以步履艰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学者缺乏对自身认识结构中的西方文化中心立场的自觉反思。传统研究者往往在主客体对立的认识结构中,强调对客体对象规律的把握,而知识社会学检讨了这种立场,主张必须结合认识主体及认识过程,方能全面认知事物。以此立场重新解读宪法,则宪法是一整套具有逻辑自在性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由西方传入到我国,并与我国固有的文化进行整合。运用知识社会学这一有效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宪政实践。     

社会转型期宪法与社会变迁的冲突关系及其调适

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使得一些改革措施面临违宪性争议。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宪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宪法至上理念与宪法工具主义思维之间的背离;宪法形式上的至上性与实质上的非至上性之间的割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冲突,需要将当前宪法由"总章程"式的宪法模式转变为原则性的宪法模式。     

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其与知情权冲突之协调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人身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又必然会与公民的另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发生冲突，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矛盾的解决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