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为什么——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通行解读,不仅与作者牛汉的诗学理念相悖,也很难说清楚《悼念一棵枫树》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将牛汉的"悼念"行为放置在现代人与大自然互为主客体的敌对性关系结构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可揭开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现代性内涵。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和枫树,实际上是以死亡的特殊方式唤醒了诗人,使诗人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因此,《悼念一棵枫树》表达的是一个被拯救了的生命向自己的拯救者发出的致敬和感谢。     

适应与引领之间: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及其职业伦理上的后果

在历来的文化观念中,教师通常被定位为一种社会精英,这种定位迄今并没有本质变化.社会精英的定位意味着,教师被要求承担高于普通民众的伦理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像后者那样只需遵循宽松的现实伦理,而需要践行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甚至理想的伦理标准.但另一方面,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面临生存的压力,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生存的条件.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教师职业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由此在教师伦理上引起或加剧了若干后果.只有溯源到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这个层次,才能对教师伦理的许多问题有更科学的了解和理解,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论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戏仿

路易斯·卡罗尔著名小说《爱丽丝仙境漫游》至少包含4首模仿经典诗歌的戏仿诗歌。戏仿诗歌展现了其内嵌或隐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戏仿反对说教的娱乐性结合，共同行使了戏仿潜在的挽救性功能，使人们永远铭记可能落入湮没无闻状态的诗人及作品。戏仿作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严肃文学相互作用，不失为读者熟悉、研读严肃文学的一个捷径。     

《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