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生成——“保生大帝信俗”的个案研究

［摘要］文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生大帝信俗”为民族志研究对象,追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方式从偷偷摸摸的“迷信”活动成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以及其中的价值重估和意义重塑,呈现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文化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生成的过程,并探讨它在当下中国社会公共文化重构中的影响。     

康熙前期东北边防思想探析

康熙东北边防思想是在其统治前期中俄交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安内、轻攘外 ,内外并举是其东北边防思想中心所在 ;同时 ,以天朝大国自居 ,盲目自大、自欺欺人、轻视敌人的华夷观念也是其东北边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二者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 ,成为康熙东北筹边的指导思想     

二月河孝父“如意”讨欢心

以《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作品扬名海内外的著名作家二月河不仅有大作品,更是个大孝子。父亲生前,他在父亲吃喝饮食、床铺被褥、抽烟喝酒、休闲散步、下棋玩乐等诸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甚至父亲爱听戏,他就买来数百张各类戏曲唱片,供父亲无事时听。写作再忙,也要每天抽时间到父亲跟前,捶捶背,捏捏肩,挠挠痒,洗洗脚,尽心伺候老父亲。     

康熙瓷器人物纹饰的具象形式语言研究

康熙瓷器人物纹饰的风格、特征等研究较多,而从形式语言的描述性、叙事性、线条语言性、简洁性、直接性五个角度研究人物本身形式,揭示出康熙人物纹饰具象形式的描述与叙事语言,以简化繁、以少胜多、突出主题、强化思想,线条语言的丰富情感突出了画面的简洁性,而直接性恰是人物纹饰的内核美所在.     

清康雍时期远东商业优势的争夺--论澳门与巴达维亚的贸易关系

17世纪早期 ,葡荷两个欧洲国家分别以澳门和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为据点 ,争夺在远东的商业优势。然而 ,至康熙、雍正两朝 ,澳门与巴达维亚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合作 ,两地间建立了持续性的贸易关系 ;这种贸易关系促进了葡荷两国东方商业利益的发展 ,揭示了中外贸易关系对早期东西方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也反映了澳门港在中外贸易关系中的独特作用。     

论《罗慕路斯大帝》的戏剧冲突与戏剧结构

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被西方评论界誉为布莱希特死后最重要的德语戏剧天才,他的戏剧怪诞而又富有哲理。《罗慕路斯大帝》是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整个戏剧情节经历了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在冲突点和冲突人物的设置上采用了聚焦模式。文章在探究冲突爆发的缘由时深入到人物内心探索其内生动力,发现双方在性格、伦理和意志上的矛盾是冲突爆发的心理动因。最后文章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对整个戏剧结构的张力场的作用机制以及审美空间的建构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     

谁来监管最高权力?--关于《康熙王朝》与《大法官》的思考

《康熙王朝》在中央电视台开播后，笔者在《中国电视报》上看到总制片人刘大印的采访记，说是《康熙王朝》“主要以康熙平三藩、除鳌拜、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统一全中国为线索，带出一代帝王辉煌的一生”。回味一下所看过的几场戏，笔者并没有找到丝毫“辉煌”之感，所能找到的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天道对于天然合理的人欲人道的绝对征服和野蛮牺牲。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康熙、吴次友和苏麻拉姑的三角情爱。吴次友是康熙扮作普通士子参加大考时认下的师友，在康熙的真实身分没有公开以前，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赢得把康熙…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一个大问题,两个小例子

清代律典虽说是直接详绎《大明律》的产物,但由跨王朝的宏观视野来看,它至少是战国李悝《法经》以降历朝历代修律成果的结晶.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与乾隆四朝持续近百年的不断完善,至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终于告成刊行.至于定例,整个清王朝都在不断修订扩充,成为因时因事发展法律的重要方式.清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一事一例;它的动态结构,包括情理→律例,这是立法环节;律例→待审案件→情理,此乃司法过程;成案→通行→定例,可谓准立法程序.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乃情理与律例永远处在开放的循环过程之中.《红楼梦》所述"探春断事"虽属"家法"的运行,但与《康熙起居注》所载"康熙折狱"对比分析,可清楚地探知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动态结构及其特点.     

康熙时期对“舆情”的使用及其研究

舆情主要是指民众的意愿和态度,康熙时期的舆情大多反映与民生、吏治有关的重大事情。康熙对于民意的重视是受到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和儒家民本思想的双重影响,他了解民意的途径除了亲自巡行之外,主要是来源于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奏折报呈与廷议。康熙时期对舆情民意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然而,缺少技术性制度的支持,仅凭君主和官吏的道德自觉重视民意只能是自发的、随意的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