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英译策略对比研究

本文以《孔雀东南飞》亚瑟·韦利、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句式结构、中国文化负载词和修辞"三个方面,对三个译本的翻译进行了探讨。对比研究了韦、许、汪分别采取的归化异化策略与各自译本的表达效果,总结了归化异化策略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翻译中的具体运用原则。     

《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中国国民核算演变的公共品视角:模式选择、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

国民核算作为一种国际标准统计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一种宏观经济统计信息,具备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属于一种公共品。本文不是中国国民核算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的全面论述,而是从公共品视角对核算模式选择、知识生产和体系构建补充一些认知。研究提出:(1)中国统计改革起点是口径符合物质平衡表范围的产值指标,从未系统实施过物质平衡表体系;中国国民核算模式转换和体系改革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民核算实践发展不够平衡,总体上大致处于1953年版至1993年版之间,部分项目达到了SNA 2008年版的水平。(2)中国学者在国民核算领域的学术增加值主要是论证中国核算模式的确立,对SNA的引进和系统、深入解读,SNA的中国化探索;国民核算的知识生产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质量提升,需要学者坚守阵地、贡献智慧,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国民核算需要"脑书"Handbook进一步研究学理和方法论。(3)SNA自身面临的困局和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国民核算提出了要求,通过中国SNA体系的构建路线图,给出了中国SNA体系化发展的路径。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的未来程序设计与构建设想

社区矫正的工作纳入我国工作机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它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一项重要的举措,是走向立法重要的实践。对应这个社会管理的创新,如何确立合法的、科学的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检察的效能,是当前应当破解的重要课题。     

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发展

文化的共生和包容是中国与东盟交往的基本属性,为双方消解了分歧与误解,文化认同是其共有价值体系的基础。夯实新海丝路的建设其重点在于文化先行,中国和东盟各国必须在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下形成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互为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构建和平、友谊、和谐的中国-东盟关系,最终达成与新海丝路沿线各国的利益交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中国-东盟区域长治久安的目的。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准备工作”的含义、作用及适用

国际(常设)法院对"准备工作"的态度经历了由排斥到逐步接纳的过程;DSB强调其适当作用。第31条到第32条本身需要澄清。"准备工作"问题包括其含义、范围、作用和适用等:"准备工作"无强制性;其范围乃条约的成立史,包括与条约谈判、缔结相关的所有书面资料和仅作为例外而使用的口头资料;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得性,但缺乏证据价值;其存在局限性,包括资料的浩繁性、矛盾性、缺失性、含糊性、自利性与失灵性等。不同内容和来源的"准备工作"材料价值、意义相异,解释者应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持谨慎态度并严格审查,以识别其相关性。WTO案例将"准备工作"效力及于后加入国家;单方来源的准备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