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普洛斯彼罗是谁?——作为政治剧、殖民剧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剧的《暴风雨》

对《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是谁?”的问题,莎士比亚处处伏笔,却始终没有抛出答案,这令后世无数学者纷纷猜测。它让《暴风雨》主题扑朔迷离的同时,又让其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剧,有无数种解读的可能性。深究之下,普洛斯彼罗并不捆绑于某一特定身份,它集詹姆士一世、约翰·迪和莎士比亚为一身,从而让本剧融合了政治剧、殖民剧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剧的色彩,镜像折射了当时国内君主专制制度、国外航海殖民事实及基督教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历史背景。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     

民用无人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规制

作为人工智能产品的重要代表,民用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生活便捷性的同时,给公民隐私安全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对此,有必要结合民用无人机的运行特点,总结归纳民用无人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特征,即侵权主体的双重性、侵权手段的隐蔽性和侵权方式的短时性。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我国民用无人机隐私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国家及地方性法律法规对无人机等相关名词规范的定义,以及驾驶人员审核登记、实名制登记管理、无人机适航管理、空中交通管理、无人机飞行空域、市场准入等问题已有规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漏洞,尤其是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性规定的缺失。具体问题主要包括法律位阶较低,顶层设计不足,现阶段国家层面的法律可对无人机进行规制的仅有《民用航空法》一部,但该部法律中并没有能够直接适用于无人机的条文;部门推诿严重,监管体系不明,法律虽明确规定无人机飞行管理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国务院和国家空管委,但双方的职能界定与权责划分依旧模糊;针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无人机管控和无人机空域管理的法律真空明显,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等。在合理吸收域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于显在主题之外找寻异质——《创业史》再解读

《创业史》的显在主题明确而唯一。然而文本中的异质成分却构成潜在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显在的主题:对个体劳动的礼赞,冲击了以公有制强行取代私有制的国家意志;对合理诉求的再现,表现了“异己者”要求平等自由、言行一致的有效追问;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凸显了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的人格缺失。在文本显在主题所依附的政治意义遭遇颠覆的今天,正是这些异质成分使文本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