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

本文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背景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继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着重讨论了在国家考虑“参与”国际制度和“参与以后”两个阶段里《公约》与中国的关系 ,具体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参与《公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两个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利挑战、规则重构和诉讼愿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未明确提及全球气候变化,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愈发紧密。这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洋暖化或酸化等问题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和解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海平面上升是否会导致领海基线移动、岛礁法律地位变更,将对一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法律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和破坏,如何通过规则重构的方式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碳排放、海洋暖化或酸化、大气污染跨界损害的有效规制是国际社会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但在诉讼主体资格、法律义务和可归因性的认定等方面,国际诉讼活动仍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障碍。     

论国际航空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以韩亚航空事故为例

国际航空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历来具有国际法与国内法两种法律渊源,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创设双梯度责任制度的同时,也为两种渊源的适用范围划定了界限。但对于《蒙特利尔公约》没有规范的事项,不能将国内法与一国的民事实体法直接等同,而应当首先适用该国国际私法的规定。鉴于国际航空事故的复杂性,以韩亚航空事故为典型的国际空难索赔不论在何国提出诉讼,均存在适用外国法的可能性。而在国际民事责任竞合的场合下,更需要先验性考虑诉由选择对于法律适用的影响。     

中美日内瓦会谈与钱学森回国

1954—1955年,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外交谈判,最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从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是当时中美在平民回国问题上外交博弈的焦点。经过多次试探,中美双方在会谈中逐渐形成了等价交换的默契。钱学森的顺利回国是中方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海事劳工公约对航运企业人力源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通过,是对全球航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推动《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实施,将有效改善海员的就业条件以及提升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且,让海员拥有体面的工作,将有效提升航运业的吸引力,增强航运业界的人才实力,推动航运业持续发展。论文就这几方面阐述了实施《公约》对航运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略论两种不同教育定势思维的折中把握

＂从娃娃抓起＂的定势思维根植于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社会,是一种典型以成人为主导的功利取向教育观;而在当今处于急剧变化的工商业时代里,一种新的儿童观——＂解放儿童＂的呼声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两股对立的儿童观分别代表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发展的不同思维。如何将两股迥然相对的观点调和成一种适应当今教育所需的实践原则是本文的诉求。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活态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选择事件史循证研究

自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文化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更名为“活态遗产处”以来,“活态遗产”这一术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文化治理领域。文章以这一具有风向标意涵的重要事件作为历时性观察的坐标原点,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相关政策文件,采用循证研究法系统梳理和分析与“活态遗产”这一术语引入和使用高度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活态遗产”术语来自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在“活态遗产”的概念化发展和政策化使用上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学理基础以及相似的关注点转向,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与任务密切相关,可谓殊途同归。在国际层面,将“活态遗产”术语引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进程,有利于提升包括缔约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的认知,打破“物质”和“非物质”二分法,促进不同公约的协合增效,从而加强对各类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在国家层面,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活态遗产”这一术语的强化使用及其政策语境,有助于推动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格局,对全面思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未来...     

《日内瓦倡议》——巴以和平进程中的新动力

2003年12月1日,巴以民间和平协议--<日内瓦倡议>正式启动.该倡议首次对巴以冲突的几个主要焦点问题提出了完整而具体的解决方案,让人们初步看到了未来的巴以两国的大致轮廓,并受到巴以双方及在中东问题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的普遍关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西藏“非遗”法律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是传统文化由传统方法保护转变为特殊权利方法保护的例证,也为西藏传统文化保护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格萨尔、藏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西藏实施公约义务的有力实证。但应看到的是,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和保护措施不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属不清的现实,因而,像《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样的地方性立法,不但是传承与发展西藏传统文化的自身需要,也符合创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法律架构的终极诉求。     

WTO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及我国的环境法律应对

WTO与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两大规则在内容上出现许多交叉、关联现象.CBD有积极追求生物资源经济价值的意愿,而WTO在保证贸易自由的前提下,比其前身GATT给予环境保护更切实的关注,但CBD与WTO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和碰撞,两大规范之间仍有许多的空白地带急需协商.对WTO与CBD,我国可采取的法律应对包括:积极参加到贸易与环境的各种论坛中,参与制订、修改和影响规则;充分利用国内的规章制度,保障本国利益;充分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