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彩二十春秋惠泽八桂大地——广西福利彩票事业20年发展报告

前言2007年,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20周年。20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民政系统的共同努力下,福利彩票事业在积极探索中规范管理,在改革创新中蓬勃发展,谱写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丽篇章。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春秋金文量词考析

在对出土古文字的研究中,历来都是文字字形的研究重于相应词汇的研究。基于《春秋金文语料数据库》,在对现有春秋金文(可识部分)进行穷尽性的调查之后,离析出其中的量词,就其使用状况加以全面观照,并进行分类分析,归纳出其语法功能与语义特征,以显示量词这一词类在春秋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先秦出土文字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齐鲁方言及其价值

《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有26条齐鲁方言材料,其中21条是方言词汇,2条是方音,3条是方言语法。这些材料为方言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涉及到的构词现象,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方音的描写和方言语法现象的揭示,对语音学史和语法学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汉代法政体制述论

汉代法政体制伴随廷尉的设置而逐渐形成.廷尉是汉代最高司法机关,但并非唯一有司法审判权的机关,丞相、御史、尚书等行政长官亦兼理司法.汉代所创制的疑狱谳报、录囚、杂治(议)、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制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古代的“中国”是涉及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于古代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民族政权哪些可算做中国,学术界大体分为“上溯法”和“下叙法”两大派,至今无法达成共识。我国先民们对“天下”、“国家”、“中国”的认识,同现代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的邦国问题,把古代的“中国”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去解释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与中国的关系,那么必将陷入进退失据的窘态。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