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神正论

根据西方宗教学理论 ,一切认为神是正义的或宇宙是有意义的理论都可以称为神正论 ,以此观之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宗教观念中 ,就已经存在神正论思想。春秋神正论认为神“聪明正直” ,“惟德是依” ,福佑有德之人而降祸于恶人。春秋神正论有此世补偿和后代补偿两种类型。春秋神正论将人的价值实现托付于神 ,又让神转交给人自己 ,它不是从虚幻走向虚幻 ,而是从虚幻走向现实。春秋神正论更多地继承了西周神正思想中对贵族成员的道德警戒倾向 ,而不是对被统治阶级的神正安抚和威胁。其终极目标是提高世人行为选择的道德意识 ,减少现实社会的无序和混乱。     

《镇海春秋》体现的作者政治倾向

晚明己巳之变,袁崇焕被逮捕下狱之后,文坛上陆续出现了三部通俗小说——《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平虏传》,描述评说了当时这两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这三部小说记叙的是同一历史事件,但作者的政治立场却不尽相同,其中,《镇海春秋》是在肯定阉党的基调上写成的作品,在刻意美化与阉党紧密勾结的毛文龙、王化贞的同时,极力丑化东林党一方的将领袁崇焕、熊廷弼,并明显偏袒魏忠贤等阉党分子,掩盖其罪行,反映了作者的阉党政治立场。     

论春秋早期晋国之“作爰田”

“作爰田”一词出现在《左传·僖公十五年》,是晋国在韩之战战败后为恢复国力而进行的一次变革。其最初在晋国实施的范围十分有限,主要是将韩之战中阵亡士兵原先拥有的土地重新分给其家属,以此获得“国人”的支持,进而使得夷吾（晋惠公）一派势力在晋国能够继续执政。     

经学与历学的贯通——春秋朔闰表与经文历日考证

推排春秋朔闰表,以闰月与连大月之设最为紧要。春秋时未行无中置闰法,故置闰宜在岁末,或三年一闰,或二年一闰,并无频年置闰或一年二闰之例。但以往历表为迁就经传历日,闰月与连大月之设多有可议。其实,经传历日未必是鲁国时历,夫子作《春秋》,采列国史记,而列国历法与鲁历不同,月日不协,理有固然。不明鲁历与列国历法之异同,不明经书日食有食本月晦、前月晦之别,及诸侯卒赴有来日赴、往日赴之分,则历表编排必违历理。斯篇以鲁历及借半日法推步,证以经传文例,所得历表,较以前诸家推排,小有可观,考证者宜所取资焉。     

再现“大九州”——“《春秋》邹氏学”与“中国居中”之经学前景图像建构

以魏源为代表的《海国图志》之世界五大洲新图像,反映了晚清以降中国"居东"图式的主流与接受倾向。廖平面对魏源及其晚明源头利玛窦的西洋新图模式,自儒家典籍旧章中,以重读"大九州"的进路而"再现邹衍",企图收编其学为"《春秋》邹氏学"。廖平一生经历的清末民初,皆在追索"孔子之学"在五大洲新世界意义再生的可能,如何将孔子之学置入世界,并且再度"居中",正是廖平萦绕一生的课题。近代视域中曾被遗忘的廖平学,重读其图像模式的经学论述,是东西方遭遇下的"五大洲与大九州"之当代课题。     

《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

《春秋》"大一统"观在秦汉时期的再度彰显,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心向背和历史发展大势。文章从四个方面就此一问题展开论述:一是追溯《春秋》"大一统"观的思想渊源,二是考察《春秋》"大一统"观的历史内涵,三是分析《春秋》"大一统"观的政治诉求,四是纵论《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文章的结论是,在《春秋》"大一统"观的统领下,秦汉思想家和文学家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有为,凝魂聚魄,强化了我们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守先待后,斯文在兹——序“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刊”

<正>今年,历史悠久的山东大学已经走过了整整110个春秋了。抚今追昔,我们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其中最值得纪念和追忆的,无疑当是山东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闪光足迹和辉煌成就。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山东大学是以"文史见长"闻名于世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东大学所享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盛誉是人文学科所铸就的。     

西汉《谷梁传》增立博士的政治背景

本文将<春秋谷梁传>新立博士的现象放到当时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尤其重视它与刘贺立而复废的联系.这种考察多从政治变动的角度着眼,对<春秋谷梁传>在宣帝时期被增立博士,做出了新的的解释.     

后汉东观文士群与《春秋》学

明、章之后,东观超越兰台、仁寿等其他台阁,成为后汉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东观主要职能是藏校图书,撰述史传,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东观文士群的形成与修史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东观汉记》的修撰,成为东观文士群绵延数代的最大原因。“治古学”、“通《春秋》”则是东观文士群最显著的学术特点。东观文士继承了《春秋》史学传统,多以“据事直书”的“实录”心态进行辞赋创作,作品注重褒贬美刺。东观文士“咸以《春秋》之义”及其事类典故论政析理,抒情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