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适用设计思想的形成——兼谈春秋战国时期的设计文化

我国古代适用性设计思想具有一种完整的统合性特征,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设计观念为其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它包涵了以人为中心的实用性设计理念、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适应性设计理念、以人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服务性设计理念三方面的基本内涵,其包涵的文化价值对于当代设计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文心雕龙》的《春秋》经、传批评

<春秋>经、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其对后世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文心雕龙>将经传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并从文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其意义和价值:经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乃记籍之冠冕,二者共同树立起了文章立论之规范;经传俱隐义藏用,于文为约,吐纳自深,是后世箴、颂、议对、史传等诸体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论“春秋书法”的修辞技巧——基于《公羊传》的分析

文章从修辞学角度对“春秋书法”进行解码,认为“春秋书法”是对上古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一种修辞学阐释,体现了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丰富高超的修辞技巧:注重同义语言形式的选用;注重句子的调整,如移位、分合、省略;注重辞格的运用,如避讳、比喻、反语、借代、统称、增字、转类等.不仅具有表达准确、生动形象的一般修辞功能,更具有寄寓微旨、惩恶劝善的特殊修辞功能,体现了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高度统一.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春秋穀梁传》的作者为穀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穀梁传>当始于穀梁子,穀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穀梁传>.穀梁子对于<春秋穀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穀梁子是<春秋穀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穀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韩氏源流辨析

韩氏著姓,源远流长。在关于韩愈世系的研究中,韩氏的源流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韩氏源流的探讨自韩氏始祖韩万开始到汉弓高侯颓当结束。本文利用文献记载来考证韩氏的源流。韩氏的源流大致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