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从脂评自述看脂砚斋与曹雪芹的交往

"一芹一脂"是文学史上的佳话。脂砚斋在批语中用"一生惭恨"来评价曹雪芹,其中包含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对家族不幸命运的愤懑、对人生波折的体验,以及对自己身无用武之地,只能借酒浇心中块垒的痛苦。脂评中自述与曹雪芹的交往大概有两类:一是生活交往,二是文学交往。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