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传统“礼”与当代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礼在建设当代和谐社会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可惜近代以来,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越来越被人们忽视,由于礼的缺失造成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现在需要我们对礼进行重新认识,需要我们创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礼仪规范.在这个创建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有其地位,只要我们能够对传统礼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它体现时代性,就可以使之为当代和谐文化特别是礼仪文化的发展发挥作用.传统礼的当代意义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讨论.     

论家礼中的政治意识及其政治作用--以《礼记》为中心

从<礼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礼的实质就是将个人固定在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贯穿家礼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思想,这种宗法等级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有重要作用.家礼的各种仪式都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家礼的核心观念孝,与政治伦理忠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古代家国同构的历史事实,齐家就可以治国.家礼培养的是孝父尊君的社会观念.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秦朝“以孝治天下”的主要措施及其历史贡献

"以孝治天下"是华夏古代国家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并没有在秦朝中断。秦朝借重宗法治国的主要措施有设置倚重"儒者""儒学"的国学体制、推行弘扬宗法伦理的礼制教化、颁行维护父家长特权的国家法典等。比较王制"孝治"与帝制"孝治"的异同,可以发现帝制"孝治"是从王制"孝治"蜕变而来的。与时俱进地改革"孝治"并使之法制化是秦国及秦朝的主要历史贡献。     

“三礼”中的孝道思想浅析

中国的孝道始盛于西周,周人治理天下也已将孝道作为其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们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论,但其中所富含的孝道思想反映出孝道在西周的盛行,对后代孝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     

《汉语大字典》引《说文解字注》书证识误

《汉语大字典》每一字头,凡属《说文》收录者,其释义必先引用《说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汉语大字典》的书证系统中尤为重要。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段书的真实内涵,《汉语大字典》引用的相关书证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义例不符、断章取义、割裂复词、误解虚词、错字衍字等。在考察相关书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典型实例的辨析,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讨论,纠举谬讹,总结致误之由,为今天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借鉴。     

"与"在《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

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了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的使用特点是以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但<礼记>中还出现"与"字介词结构做补语的用法.通过与相近时期专书"与"的介词研究进行比较来看,<礼记>"与"介引的语义类别趋于减少,且<礼记>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更为严密.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下）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以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