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

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我们称之为地方类传,它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兴盛.地方类传人物分类方式多样,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穆天子传》小说性质辨析

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的撰者、成书年代、文本性质等,均可谓学术疑案。从叙事动机出发,依据战国初期前后相关文献的巨大差异,可以认同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穆天子传》体式近似起居注,风格却呈现恍惚无征之态,它既非信史著作,亦非上古神话抑或次神话之类。基于社会风尚和读学心理来审视,穆王故实在虚实相生中形成的小说境界,曾一度受到战国末期神仙思维、汉晋时世造仙运动先后影响,最终在历史误读中造就了后人所谓的神话品格。     

试析庐隐小说的特点

本文试着分析庐隐小说的特点:浓厚的自叙传性质;以情感人的悲剧意识;对女性命运的追问;融情入景的笔调.旨在说明庐隐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应当切实加以肯定的.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西域使臣陈诚“累官右通政”?

明朝出使西域的使臣陈诚官至广东右参政,与光禄寺少卿、官至右通政的陈诚不是同一人。将二人混淆为一人主要是因为二人去世时间相近,万斯同《明史.陈诚传》误认为西域使臣陈诚累官右通政,王鸿绪《明史稿》继之,后来者沿袭的缘故。     

企业演化研究:从"生命物性"到"生命人性"

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企业演化研究主要从"生命物性"的视角,将企业视为完全的自然生命系统,纯粹用生命系统及其进化的原理与规律来分析企业成长的演化机制与规律,忽视了企业的人文生命性质(即"生命人性"),因而无法解开企业成长之谜.文章指出,企业演化研究应当基于企业的人文生命性质(即"生命人性").从企业与环境互动的视角,以企业文化的传衍与变革为逻辑主线,来考察企业的成长演化问题.可能会对企业的成长演化给出更符合企业实际的解释.     

敦煌讲史类变文与成人仪式考论

历史故事是敦煌变文的重要题材来源,其中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等,在历史事实和史籍记载的基础上,大量融合民间传说而形成自己的故事结构与情节。仔细考察上述敦煌讲史类变文故事的核心要素,可以发现其与上古神话和古史传说的密切关系,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仪式文化内涵,既反映了古代成人仪式文化对敦煌变文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仪式文化在敦煌变文传播中的潜在推动作用     

汉代旅舍探析(下)

在先秦与秦朝的基础上,汉代的旅舍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代的旅舍以官营为主,私营为辅。官营旅舍分为邸、传舍、亭传三类。邸主要设于首都,接待来京的诸侯王、郡守及少数族与外国的君长等;因其服务对象的不同,分为国邸、郡邸与蛮夷邸。传舍设于驿道,主要供各类官员使用,间或也接待一些普通人。亭传设于乡下,既接待官员,也可以接受外出的老百姓居住。这三类旅舍基本上不属于商业性的公共设施,而与当时的行政制度紧密相关,实际上是行政制度的派生物。这些旅舍例由政府不同机构的官员负责管理,并且形成了一些内容丰富的管理制度。这种官营旅舍的类型与管理模式,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旅舍制度奠定了基础。汉代的私营旅舍,西汉时期虽然一直存在,但大规模发展是在东汉时期。它是一种纯商业性的服务机构,颇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要。私营旅舍的大量出现,是东汉时期人口流动加剧和工商业发展繁荣的反映。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