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普洛斯彼罗是谁?——作为政治剧、殖民剧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剧的《暴风雨》

对《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是谁?”的问题,莎士比亚处处伏笔,却始终没有抛出答案,这令后世无数学者纷纷猜测。它让《暴风雨》主题扑朔迷离的同时,又让其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剧,有无数种解读的可能性。深究之下,普洛斯彼罗并不捆绑于某一特定身份,它集詹姆士一世、约翰·迪和莎士比亚为一身,从而让本剧融合了政治剧、殖民剧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剧的色彩,镜像折射了当时国内君主专制制度、国外航海殖民事实及基督教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历史背景。     

于显在主题之外找寻异质——《创业史》再解读

《创业史》的显在主题明确而唯一。然而文本中的异质成分却构成潜在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显在的主题:对个体劳动的礼赞,冲击了以公有制强行取代私有制的国家意志;对合理诉求的再现,表现了“异己者”要求平等自由、言行一致的有效追问;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凸显了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的人格缺失。在文本显在主题所依附的政治意义遭遇颠覆的今天,正是这些异质成分使文本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红楼梦》人物醉态的语言学分析

《红楼梦》中有很多体态的描写,其中醉态描写虽然不多,但出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物身上,就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浅谈《挪威的森林》中阿美寮的象征意义

《挪威的森林》讲述了"我"和两个性格迥异却同样纯真可爱的姑娘——直子、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营造了一个现实与非现实相混杂的艺术世界。以阿美寮为代表的象征性场景的构筑,既昭示着作者对这种互助互爱式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又表明,现实世界并不理想也不完美,但人若一旦被投放到阿美寥一般的封闭天地之中,人同样会遭到异化。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设立实证研究

中国《民法典》正式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其内容多为原则性规定,对于居住权设立还存在许多可以补充的空间。在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过双方意定、订立遗嘱、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三种途径设立居住权的情形,而对涉居住权协议的规范形式、权属登记的具体流程、权利享有人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同时,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不仅应当满足特定人居住的权利,还应发挥其“物尽其用”的功能。建议设立居住权时签订单独居住权合同,完善居住权登记模式和登记效力,以增强居住权设立的规范性;权利人认定方面,扩大实际居住人的范围,将居住权人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员认定为有权居住的人员,进而提高房屋效用,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