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年代辨疑

关于"文学自觉"的起始时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为激烈的问题.究其原因乃在于众家对"文学自觉"判断标准的理解各不相同.其实,"文学自觉"是指创作群体为文学而文学的意识和对文学技术和创作个性化的有意识追求行为.换句话说,"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用事论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用事的探讨是构建其独特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诗人诗作的用事实例着手,分析诗词用事的偏差与失误;其次,他提出了《苕溪渔隐丛话》用事的标尺———“合理”;最后,表达了他的用事理想———精切。《苕溪渔隐丛话》这种独特用事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为后世用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公私之辨维度下的张居正经济改革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居正对这一问题深入思索,并力图通过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来调解君主、豪强、百姓三方的利益冲突,增加社会财富,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富国足民的政治理想。其经济改革思想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扬雄《方言》借音字考

汉代语言学家扬雄不惜耗费38年的功夫调查、研究方言口语,并在记载其研究成果的<方言>一书中用很多音同音近的借音字区分了各地方音的差别.文章对<方言>中被释词的全部用字进行了考查,考得借音字306个,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旨在为研究汉代方音的学者提供一些思路和证据.     

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以韵助译的汪译陶诗

翻译家汪榕培的陶诗英译本是距离当下读者最近的陶诗英译本。他通览陶学研究成果,研究陶诗前译,有所创造地将原诗的音韵翻译出来,既尊重了原作,发掘了原作潜能,又满足并拓展了陶诗英语读者的审美需求。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读〈诗〉辨稷》答客难

客问 :大作《不可斋农史文集》阅览一过 ,尤喜《读〈诗〉辨稷》之篇 ,读后击节再三。虽属旧作 ,而新义时见。其征文引献 ,考辨析疑 ,可谓用功。然人多不解 ,为一字之义 ,面壁数年 ,值吗 ?　　答曰 :岂止数年 ,少说两千年了。稷的名实关系 ,是一桩历史性疑案 ,古人称之“稷讼”。先哲后贤 ,或为之考 ,或为之辨 ,竭尽聪明才智 ,寻求这一古农学的不解之迷。大千世界 ,悠悠万事 ,逝者如斯 ,来者可追 ;然古今学者 ,为一字得失 ,前赴后继 ,孜孜以求 ,自有其不得不然处。稷为五谷之“首种”,不知稷为何物 ,便不能分辨五谷 ;“五谷不分”乃本民族之…     

对地名标识“单一罗马化”普适性的考察

文章分别从布迪厄关于社会文化的＂符号暴力＂与＂惯习＂理论,以及翻译目的论的角度考察了地名的功能与价值和地名标识＂单一罗马化＂原则的普遍适应性;针对我国各地城市中英文地名标识各行其道,互不统一的现象,分析论证了我国城市公交英文报站中的站名标识应主要遵循＂音意结合＂的原则。最后基于实例分析对城市公交站名的拼音与英文标识进行细致分类并分别提出可行化对策。     

英语语音和谐简论

语音和谐是指在音段音位(元音、辅音)和超音段音位(重音、音调等)各方面的协调发音。英语语音同化、省音或增音、连读等音变是为了发音省力和语音流畅而产生的语言现象。作为英语节奏支点的重音对单词前后音节有支撑和平衡作用。英语在发音和构词等方面皆有和谐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