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整体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促进我国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核心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程度,进而决定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探讨,并将进一步说明核心文化因素对于我们的影响与启示。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基于“增强获得感”为目标的《概论》课教学改革探索及思考——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我国高校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政治公共理论课,兼具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的双重功能。课程理论性强且同现实结合紧密,为了提高课堂实效性,切实增强青年学生的获得感,教师需要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加强教学反思。授课内容要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拓展,进行专题式讲解;教学方法要多样化设计,多种方法综合运用;教学过程要注重反思和总结,逐步充实提高。要多方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潜移默化、不断启发中让学生增长知识,增强能力,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做"强国"一代新青年。     

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率先开始工业化让英国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则提高了扩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促使企业家群体放弃贸易保护主张,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但1815年的《谷物法》人为提高了粮食价格以及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损害了工商界的直接利益,同时也引发欧洲各国的贸易反制。1839年企业家群体主导的"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英国工业的繁荣和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英国全面转向自由贸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企业家群体和工业优势的衰退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自由贸易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兴衰则与自由贸易兴衰具有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