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讨薪和非理性讨薪界定与法律规制

改革开放实现了劳动关系的契约化,但同时产生了欠薪现象。在处理有关讨薪的群体性事件时,必须分清非理性讨薪和恶意讨薪两种行为,它们除在客观方面具有相似性外,在主体、主观和社会危害性三方面均有区别。当前,社会各界将非理性讨薪行为和恶意讨薪行为予以混同,使得恶意讨薪者利用政府的维稳思维和人们对讨薪者的同情而获利。因此,急需将恶意讨薪和非理性讨薪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予以区分,并分别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千万别让人觉得“欠薪不违法”

欠薪是违法行为．也有公职部门监管．可到头来,照样年年岁岁花相似。究其根源．想当然是类似违法成本低．更重要的是监管乏力．也就助长了这种违法行为。还有就是．如讨薪走正规渠道,又往往效率低下,甚至不了了之。而选择过激讨薪,如自残、跳楼、跳桥等方式能吸引媒体关注．在舆论监督压力之下．政府部门会立马出面．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无形之中给人们这样的意识：不采取过激行为．难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给“悬赏讨薪”的农民工打通诉求通道

一个来自重庆的农民工班组长,带领农民工到位于四川遂宁的一个工地打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导致民工们拿不到足额的血汗钱。如何才能拿到血汗钱？近日,几个农民工实在想不出好办法,便拼凑了3000元钱赏金,通过网络发帖征集讨薪良方。据悉,遂宁劳动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此案。     

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集体性讨薪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些事件影响劳资关系、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治安,甚至诱发违法犯罪。政府处理此类事件不当会造成权威资源的流失,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造成农民工采用群体性的方式讨薪的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的障碍、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第三部门独立性不强、政府寻租以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针对上述原因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等对策以便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禁讨”引发媒体论战

“禁讨令”究竟是侵犯了乞丐的生存权和行乞权,还是维护了更多数人自由生活的权利?是行乞违法还是“禁讨令”违法?——质疑“禁讨”者与赞同“禁讨”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社会学角度下的乞讨行为

中国现在的乞讨群体可以大体分为救助群体、职业群体和违法群体,笔者就这三种分类进行一定的展开分析,指出救助群体存在的合理性,职业群体产生的原因,违法群体的新问题和法律盲区,禁讨区的合法性问题等,旨在对整个乞讨群体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为解决乞讨问题提出一些方法论依据.     

农民工“讨薪”难的司法原因

随着我国《劳动合同法》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法律的重视与保护.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上,社会各界、各级党政领导都非常重视,力求帮助农民工快速、及时的拿到应得的“血汗钱”,但并非所有被欠薪的农民工都能通过司法渠道打赢官司.     

浅析恶意欠薪入罪的正当性分析及完善

用人拖欠劳动者薪酬的现象相关普遍,普通劳动者讨薪难的问题由来已久,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欠薪的用人单位规定的处罚力度薄弱,难以起到制裁用人单位的作用,于是将恶意欠薪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具有必要性,但是新罪名本身的一些模糊性给执法带来了难度。如何能够保障该立法的目的能够顺利实现,值得学者和司法人员做进一步的探讨。     

北京：法院帮农民工讨薪

年年岁末,农民工讨薪都是社会热点。2013年,面对农民工的“娃娃街头替父母”、“扮狄仁杰元芳”,“跳骑马舞”、“仿新闻发言人”等充满创意却无比辛酸的讨薪方式。     

共识视角下农民工讨薪维权机制的建构

介绍了多元主体认知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特色,并运用这一理论对农民工讨薪问题作了结构分析。指出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错位,认为在新的有效的农民工维权机制下,农民工、政府以及包工头三方都能得到收益并且使整个社会能够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