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本体功夫论

南宋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因为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而建构起他的"道与心一"的宇宙本体论,由此决定了他的心性气质"各有利钝"的人学本体论和"明心穷理"的功夫论,并且最终决定了他的"求其放心"与"集义工夫"相结合的本体功夫论.     

气:哲学范畴与美学范畴的结合和转化

在中国美学史上,"气"经历了由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气"既是一个哲学范畴,也是一个美学范畴,中国的哲学与艺术在"气"的范畴认识里得到了高度的同一.美学元气论是中西美学的一个显著区别点.     

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自序

<正>《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是本人2007至2014这八年来公开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的一个选集,能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人深感欣慰。在此之前,本人曾有两个论文集,即《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一本选集了我自1982年至2002年这二十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后一本则选集了我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职以来四年间(2002—2006)发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明代海南作家王佐散论

王佐作品内容充实,多有为之作,对当时的政术人情及历史上治乱兴衰每有涉及,尤其具有浓厚的海南地域文化色彩。其风格则以自然抒写为主,表现出一种文质适中的特点。他对历代的诗文做过深入的学习,尤其是对唐宋诸大家风格有所领会。他在学术与文章方面,与丘濬、陈献章两位有声气相通之处,但其影响远不及丘、陈。他在明代迅速兴起的海南文人群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而且作为明代中期复古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明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德法两国“自然疆界论”的剖解

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法国历代统治者多以鼓吹与实践自然疆界论为己任。同时,德、俄等一些对他国领土野心的强国也利用该理论,主张应以对自己国家安全有利的大山、大河等作为其自然分界线。后来,该理论又披着民族原则的外衣,渐渐异化为欧洲大国侵略和霸权的道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层层揭底,深刻剖析,最终使其无所遁形。     

洪秀全过失论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国革命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负有重大的责任。本文对他所犯的错误,作一浅论。太平天国初期,洪秀全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号召群众,对太平天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太平天国革命不断发展。然而定都天京后,情况就起了变化。本来打下南京后,形势极为有利。太平军“既众且整”、“直望无际”。清军则是“望之夺气”。（汪士锋《乙丙日记》卷一）但洪秀全一进入南京城,就“直入两江总督衙门,以为天王府,改南京为天京,正式于此建…     

对九十年代古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

本文检视了九十年代的古文论研究反思 ,从对近百年古文论研究史的回顾、对古文论作为学科性质的思考、对古文论研究价值的定位、对研究方法的探索等方面予以简略分疏 ,并着重对围绕“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展开的争鸣进行了述评。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集中梳理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古文论研究的反思 ,使学界关于二十一世纪古代文论研究方向的诸多设想突现出来。     

哲学视野中的艺术语言观念迁转论

"言意之辨"是中国古典哲学、诗学中一个聚讼纷纭的根本性问题,不过,通过对儒道佛三家和朱光潜、钱钟书等现代诗学大家的语言观的考察,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梳理出一条从古典诗学语言工具论向现代诗学语言本体论转变的线索.自20世纪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朱光潜、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诗学大家对脱胎于儒道佛三家的古典诗学语言工具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或从情思与语言的一致性入手,或从区别哲学意义与艺术意义的言意关系入手,来论证艺术语言的本体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