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中民俗风情探析

《诗经·国风》中的诗歌多与当时的民俗存在紧密的联系 ,广泛反映农事生活、精神生活、民风信仰以及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个性。风诗与风俗的关系是直接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 ,《诗经·国风》的风诗大抵与自然环境和君主教化存在密切关系。     

《国风》作者研究

针对《诗经·国风》作者是贵族还是下层劳动人民这个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国风》作者应为贵族阶层的人。文章第一部分概述了对这个问题前人的看法和研究;第二部分从西周土地制度以及当时祭祀过程的角度入手,论证了西周时期天子贵族参与劳动,为《国风》大量劳动诗出现提供了客观前提;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诗经》里的“君子”问题。     

广义准同构定理的另一证明及应用

本文给出了华罗庚广义准同构定理的另一证明,并且给出F析格环元列存在K+1元齐次映生组的充要条件。     

《诗经》审美观念举例

尽管《诗经》并非专门的审美理论文本,它所包含的审美观念却大有可观。它们数量众多,涉及到广泛的审美领域:既有一般性观念,也有特殊性观念;有男女,有物我,有内外;有兼言,有专称,似足以形成一小小的审美评判系统,足可显示先秦中华早期审美意识之发展水平。     

《诗经》与广西壮族排歌排偶手法比较

通过对《诗经》与广西壮族排歌的比较,认为它们所运用的排偶手法按结构可分为连珠排、隔句排、嵌句排、递排、复排和顶针排;按艺术手法则可分为比排、兴排和赋排。同时,它们的形成原理与审美实质也有类似之处。     

“诗三百思无邪”辨微

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释为：“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雅正。”这个“雅正”不仅包括《诗经》之情思,而且也涵盖《诗经》之言语和《诗经》之音乐。有些学者仅仅片面理解《诗经》雅正中和的思想情感,忽视了其文本存在的多重内涵,应当立足文本,考索文献史料,还原《诗经》时代的历史风貌,进一步澄清人们一直以来对“思无邪”理解的疏漏和误解。     

宋刻《五臣注文选》孟氏本与陈八郎本关系考

今人所知的宋代《五臣注文选》中,孟氏本与陈八郎本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两个刻本。这两个本子虽有着显著差别,但是在正文的舛误、注文的舛误及与古抄本的差异等方面皆存在一致性,这说明它们应来源于相同的祖本,而这个祖本极有可能是史料所载最早而今日已经佚失的《五臣注文选》刻本———毋昭裔本。正是这个处于从抄本到刻本转折之际的本子,影响了孟氏本和陈八郎本等后世《五臣注文选》刻本的总体面貌,包括共同舛讹之处。     

《热河纪行诗注》对东亚文化模式的批判

柳得恭是朝鲜北学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三次出使中国,著有诸多使行作品。在1790年与朴齐家一同以书状官的身份随问安使团赴热河行宫后,咏其所见而成《热河纪行诗注》,该作以诗为主而又自为之注。柳得恭以崭新的文化视角观察东亚文化模式中的维持与变革,对东亚格局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对新文化模式的设想。     

胡淼:探寻古人生态智慧美第一人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首篇《周南·关雎》中的"雎鸠",历来被注家解释为鱼鹰。然而,鱼鹰不在河洲地区生活,亦非会唱歌的"歌手","雎鸠"应该是东方大苇莺。发表这番独特见解的,就     

经与注的互文性研究

注与经的互文,是主体、文本(经、注)、语境、媒介(语言)之间互动的结果。注对经的阐述的过程是"注生我经"的过程。注释的过程是与经文对话的过程,也是经文证明自身、显现自身的过程。注与经的互文具体体现在:字词的本义、语境义,句、篇章的本义、语境义上。注与经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互助关系,体现为注对经的依赖,又是对经的创造。注具有双向性,既指向经文,又指向读者;既是对经的理解,又是对读者的了解。注意味着阅读,每一种注都一定会表明重读历史、重新书写历史的可能性。每一种注意味着经文被重新唤醒,并注入当时的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