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支遁逍遥新义之“新”

向秀、郭象之逍遥义长期独霸魏晋士林,为时人所无法超越.支遁之逍遥新义即针对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而发,并最终取向、郭义而代之.支遁之逍遥新义具有鲜明的社会道德指向,其之所以能够胜出,有三种可能：一是支理才藻奇绝,花烂映发,富于美感;二是支理以人性恶解释向秀、郭象逍遥义,揭示出其有可能造成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背离;三是支理对“心”与“性”进行了否定性的剥离,将逍遥从横向的普遍性扭转为纵向的境界提升,使逍遥之境更为纯粹刚拔,从而为思想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     

"内七篇奥义"之一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逍遥游》奥义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首篇.为了强使庄学符合儒学,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的西晋儒生邦象,篡改庄子原文并加以系统曲注,导致旧庄学误以为《逍遥游》充满错简衍文且义理混乱矛盾,又误以为"鲲鹏"大知"尧舜"为庄子所褒扬.在复原《逍遥游》原文的基础上,作者无懈可击地抉发了被郭注遮蔽千年的庄学奥义.     

关于启悟的智慧迷宫——残雪小说论

以荒诞派和庄子哲学为思想底蕴,残雪的小说通过地狱与天堂两个时空的对比凸显了自我拯救的主题意识,同时,作者又采用变形与消解等方式赋予小说以形式的意义,由此构建了一座关于启悟的智慧迷宫.     

依循自然的精神自由——庄子“逍遥游”解读

"逍遥"的本义,并非通常所以为的"安闲自得",而是"苦闷"、"无所事事",在庄子那里引申为"无为"。"逍遥游"之"游",亦不等同于西方所谓之"游戏",其本义是"在水中或陆地上活动",在庄子那里引申为"精神空间中的一种行进过程"。"逍遥"与"游"在庄子那里都指向自然与自由。所谓"逍遥游",即依循自然的精神自由。     

亚里士多德与庄子人生“至境”之比较

人生至境是人对理想生活处境的终极性描绘,也是先哲们求解人生问题的重要体现。作为中西文明的重要思想者,亚里士多德与庄子都对此给予了丰富的阐释。立足跨文化的比较视域,两位先哲的人生至境可相应地从5大维度进行比照：样态形式——“闲暇”与“逍遥”;通达途径——“沉思”与“坐忘”;价值旨趣——“至乐”与“无用之用”;理智角色——“崇智”与“去智”以及人格形象——“完人”与“至人”。虽然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均将人生至境指向了内在精神性的自由之境,但在5个维度上都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于始源点上的汇通与分野。     

支遁的逍遥审美思想及其对中国山水诗的影响

支遁是魏晋时期中国佛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深研《庄子》,又治学般若,成为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重要环节。文章对他的审美逍遥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就其对中国山水诗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咏药诗的源流和价值

咏药诗是古代咏物诗的一类 ,它以描写药物的形态、特性 ,吟咏中药给人类带来的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用为主题。咏药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 ,唐宋时趋于成熟。金元以后 ,咏药诗的世俗倾向增强 ,所咏之药范围扩大 ,且风格也变得较质朴自然。咏药诗是古典诗歌艺术与中药完美结合的产物 ,不仅具有认识作用 ,审美价值也值得关注。     

中国古代咏剧诗中的“交游”现象

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咏剧诗。其中一部分咏剧诗记述了曲家与艺人、曲家与曲家、诗文家与曲家及艺人之间的交游活动。曲家与艺人的交往,反映了他们之间超越声色之娱的深厚情谊,并有助于戏曲艺术形象的塑造;曲家与曲家切磋戏曲艺术,有益于戏曲理论的发展;诗文家与曲家及艺人的交游,对于戏曲艺术的品鉴、传播及艺人表演艺术的提高则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孙士毅和他的《百一山房赴藏诗集》

孙士毅所撰《百一山房赴藏诗集》,多角度、多层面摄取了"驱廓保藏"战争时藏区政治、历史、社会生活的画面,客观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这百余首咏藏诗作在艺术上也独具特色,充分体现清代前期咏藏诗创作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