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管辖权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与法律对策

近年来,我国海洋执法部门遇到了以“多尔戈夫”号轮案为代表的外国IUU渔船案件。这些渔船及其非法捕捞行为,与我国缺乏实际联系,执法部门只能依照普遍管辖原则对其行使管辖并予以处罚。由于缺乏对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我国国内法在法律适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法律挑战。传统的普遍管辖权理论,无法适应打击IUU行为的现实需要。我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负有责任和义务。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了普遍管辖权保护的客体是共同体法益,建构了全新的义务观,将尊重船旗国主权作为普遍管辖权的重要限制,从而完成了普遍管辖权的法理嬗变。与此同时,我们不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建构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遍管辖制度,并为我国相关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铺平道路,提供全新的国际法理论支撑和具体指引。     

《民法典》时代中国商事权利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民商合一”为立法指导思想,但相关商法规则并未能彰显商法的特殊性,部分商事权利规则更是存在重述性规则过多、以民法的权利思维定式表达商事权利等局限,难以满足商事实践需求。商事权利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基于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差异、民事权利体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商事权利的特殊性,构建独立的商事权利体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在《民法典》时代,构建商事权利体系有助于推进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保障商事权利的实现、促进相关规范的准确适用,此亦是在商法层面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的重要呈现。我国在构建商事权利体系的过程中,需正确处理民事与商事权利体系之间的关系,关注商事权利在特权性与限权性之间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明确我国商事权利的基本类型与内容。     

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普洛斯彼罗是谁?——作为政治剧、殖民剧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剧的《暴风雨》

对《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是谁?”的问题,莎士比亚处处伏笔,却始终没有抛出答案,这令后世无数学者纷纷猜测。它让《暴风雨》主题扑朔迷离的同时,又让其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剧,有无数种解读的可能性。深究之下,普洛斯彼罗并不捆绑于某一特定身份,它集詹姆士一世、约翰·迪和莎士比亚为一身,从而让本剧融合了政治剧、殖民剧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剧的色彩,镜像折射了当时国内君主专制制度、国外航海殖民事实及基督教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历史背景。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