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负阴抱阳”论经脉

＂负阴抱阳＂是先秦划分事物阴阳属性的原则,以此对照古代经脉文献,结果发现,《帛书》原始经脉的分布较为符合这一原则,这在《黄帝内经》中亦有迹可寻。但由于这一原则不能完全说明阴阳经脉的分布状况,于是产生了＂背为阳,腹为阴＂的相反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足阴经能够延伸入腹,足太阳经增加了分支,并将脏腑的背腧穴纳入其中。     

清初大同镇裁革始末探析

在明代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镇,入清后丧失其昔日的军事地位,清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裁革,以便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大同镇原先的镇戍体系被清朝新设的绿营体系所代替,旧军被改编为清朝的绿营兵,多余的兵丁则加以裁汰。大同镇的军堡被废弃或转化为民堡,镇内卫所也被归并为府县,由地方官治理。随着大同镇的裁革,中原与蒙古草原之间相对隔离的状态也逐渐被打破,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和发展。     

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理雅各英译儒经是汉学界和翻译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理氏译本在阐释、翻译、注释、绪论、文体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译者忠于原作、贴近原语、善为读者考虑;但理译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网箱养鱼消毒四法

1．整箱鱼药浴法 本方法适用于 箱底面积在4×4米以下的网箱,网箱 的沉子为镀锌钢管方框,要能自由提 取。以箱底面积4×4米网箱为例,用 塑料编织袋拼接成7-8米见方的大布 块(保证基本不漏水或很少漏水)备     

从书院教育的角度看《书目答问》的编撰

《书目答问》初刻于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其编撰意图并非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而是与张之洞的学政身份密切相关。在书院草创、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绝非易事,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蓝本,是《书目答问》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由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起

"六经皆史"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章学诚取各家之长,将"六经皆史"作为一个完整命题提出,将经学从神坛上拉下来,等同于史,反对空谈理论,强调学以致用,在经学独尊的漫长岁月里,"六经皆史"的思想犹如夏夜明灭的萤火,时隐时现,对国人的思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     

“第三空间”理论观照下的辜鸿铭儒经英译研究

辜鸿铭兼具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以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固有成见和蛮横态度为传播理念,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传播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他一方面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再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传播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空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