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古希腊——对《蝇王》中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蝇王》为现代性作出的诊断是理性自身出现异化,且具有暴力属性,其异化动因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小说中,西蒙被杰克等人当作野兽杀死,是特殊性主体欲获致普遍性真理,即理性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同人物对野兽的解释,隐喻了知识权力的对抗,也涉及荒岛统治权的争夺。荒岛统治权的更迭表明了理性的脆弱与无力。在拉尔夫和杰克的斗争中,权力借用身体,从保存主体与消灭违逆权力的主体两个方面,实现了挣脱理性束缚和压制主体理性的目的,最终导致主体理性丧失了自我反思的功能。小说“机械降神”的结尾,为解决理性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在现代性语境下解读《蝇王》,并与《俄狄浦斯王》等古希腊作品进行互文阐释,对重新理解当下的理性、权力及两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竹添井井及其《栈云峡雨日记》

明治九年(清光绪二年，1876年)，出使清朝的日本名学竹添井井万里入蜀，顺游上海，最后用汉写成《栈云峡雨日记》两卷。本指出这是域外学所写的不可多得的连云栈献，值得国人重视。竹添还善诗，并对行纪体例作了有益的探索。     

论汉俄比喻思维的民族特色

本文采用对比的手法,论述了汉俄比喻思维的民族特点:无论是俄语还是汉语的比喻思维都与民族生活紧密相联.但俄语比喻思维临界点远,动感突出,形象性强;而汉语比喻思维临界点较近,且受农业生产影响的文化渊源较深,动感较弱,哲理性强.     

再释《桃花源记》中的“有汉”

《桃花源记》一文中的“有汉”通常被翻译教材译为“有过（经历过）汉朝”,然而笔者通过查找资料认为,以往的翻译理解存在偏误,因此著此文试做探析。同时以“有汉”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及诸家观点的整理,又进一步探讨了“有＋朝代名”结构的“有”的用法及语义。     

桐城派与汉学派的制义之争

桐城派与考据学之间并非只是意气之争,也非学术之争所能涵括,两派之间许多激烈的相互诘责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桐城、汉学两方都有不少学官掌一方之文衡,其出题各有偏重,其衡文标准则往往南辕北辙甚至针锋相对。总体上看来,桐城派与汉学派在科举取士中一偏重于文,一偏主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宋以来的经义、辞章的矛盾在清代的延续。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     

湖湘诗派诗学革新论

近代社会之风云变幻激起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诗派于诗学的睿意革新。于诗论上,王闿运力去古文经学家论儒道之弊而先以"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欲疗诗运宋学之病,后以新意之"情"冠于诗而得绮丽典雅之风。邓绎则越庄子自然之旨,以"诚情"入"自然",以"文化"而使诗人神感,不脱自然之情而有"六艺"之貌。于诗艺上,王闿运擅拟汉魏风骨而融合以绮丽古雅自成一家,他打破了自古文与质之限制而又能随意驾驭创新,诗坛为之一震。邓辅纶则打通动态之诗与静态之诗的局限,糅古直、绮丽于一体,所作之诗朴茂纤秾、肆醇潜悲,实为近代白话诗蒙太奇手法之雏形。     

本期导读

<正>民族学·人类学本期藏彝走廊专栏,郁丹(Dan Smyer Yu)教授《安多藏族村落的生态:曼荼罗化》以详实的民族志材料,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对一个安多藏族村落中土地-神-人之间的独特关系进行了深描,探究了佛教如何与安多藏人的日常生活及地境形成特殊的人文生态系统。在他看来,"生态-神圣"地境传达着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生态观,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的心智行为,还是"内在-有情交流"、"共享的等级体系"及"互根性",其物质性表现为村落地境的佛教曼荼罗化,它与高度人文化的"九大神山"有密切的关联。剑桥大学人类学     

谈诗词的立意

立意,就是在写作之前确定作品的主题思想。诗以意为主,是古今诗人创作诗词时共同遵守的原则。它强调一首诗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深刻的哲理光芒,丰富的思想感情。唐代诗人杜牧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清人王夫子在《姜斋诗话》中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统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这些见解抓住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解释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诗词写作确定目的就是"立意"。一首诗如果立意不明,不知所云,即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