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逊清朝廷的政治斗争实录——论《王忠悫公哀挽录》及相关问题

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因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和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引起中日学界、政界深度关注,相关追忆追思之诗文数量甚多。两个月后,在罗振玉的统筹下,由王国维之子王高明等具名编辑《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略见一时之思之情。此书中虽全文照录溥仪之诏书,但未见罗振玉代拟代奏之遗折,这与罗振玉的特殊心理有关。《哀挽录》序出自罗振玉之手,但署名“沈继贤”,对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晚近士大夫进行了道德人格上的尖锐抨击,带有檄文色彩。罗振玉自称先后犯三死而未能,并非虚饰之言,而是深契其当时处境与心理。吴可读、梁济与王国维,被认为是晚近五十年间三位尸谏殉节之士。《哀挽录》一书除了悲音悲情,还夹杂着不少隐喻,实际上是当时逊清朝廷政治斗争的一次集中反映,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     

《万历武功录·切尽黄台吉列传》史料辨析

明人瞿九思所撰《万历武功录》中人物记载讹误比较多见。其卷14《切尽·黄台吉列传》塑造了一个矛盾的主人公。一方面,切尽遵从贡约;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企图破坏双边和平。造成这种矛盾是瞿九思使用了明朝边吏一些带有个人偏见的奏折材料。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应定名为<元代至正间亦集乃路钱粮房所录本路官员请俸文书底簿>,其对于研究元末俸禄制度、亦集乃路的历任官员任职情况有着重要的价值.     

论柳成龙《惩毖录》的史料价值——兼论柳成龙关于明朝江南人沈惟敬的评价

柳成龙在壬辰、丁酉之役中作为朝鲜的领议政,掌管朝鲜军政大政,为恢复朝鲜兵制、改善筑城技术和训练朝鲜士卒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作为朝鲜的首相,其负责接待明朝将领,并协调与明军联合作战,督运粮草,在协调明军与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中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其晚年撰写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的《惩毖录》,虽体例非一,但据本人亲历事迹秉笔直书,堪称实录,留下了研究壬辰倭乱时期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对明朝派去主持议和活动、长期为学术界定性为市井无赖的浙江人沈惟敬辩诬,值得后人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韩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中国——以《朝天记》、《朝京日录》、《入沈记》为中心

许葑的《朝天记》、金堉的《朝京日录》和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记》分别是16世纪、17世纪、18世纪韩国文人的访华记录。比较这三部作品,可以发现文中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究其原因,是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和韩国文人看待中国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耳食录》思想内容探析

乐钧是乾嘉时期诗、词和小说都有所建树的作家,而文言小说集《耳食录》则足以代表乐钧的最高文学成就。《耳食录》讲述了近两百个大小不等的故事,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既有传奇小说又有笔记小说。从题材的角度入手,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耳食录》的思想内容作一探析,归纳出批判类、劝惩类和爱情类三种。     

“雍乾”时期的苏州昆曲

昆曲在明末清初经历了"苏州派"、"南洪北孔"的洗礼后进入了鼎盛.清雍正、乾隆二朝,苏州老郎庙已为"梨园总局"而成了清廷"南府"与苏州梨园的纽带.这一时期苏州昆曲理论也瓜熟蒂落,进入了综合、归纳与提升时期,与表演艺术一起有机地架构了昆曲博大而瑰丽的艺术殿堂.然而,数以千计的表演艺术家却被历史所堙没.但尽管如此,依然能在一些零星的史载、碑刻中见到他们的芳名,虽是凤毛麟角,却仍不失为戏曲<录鬼簿>的又一篇.     

新清史与中国环境史前沿

正基本而言,直至晚清,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行政语言并非中文,因此对清盛世时期的环境史研究来说,采用多元档案和多种文字资料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旨在理清皮毛在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一些难题,以此展示出满文文献的价值。本文结论是以当前边疆环境史研究方法作为支撑的。①一、用满文文献研究皮毛问题在对皮毛的研究中,我发现,将清帝国北疆的环境史与清帝国,甚至全球经济史隔离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商业和私人网络将蒙古和东北地区与清廷长期相连。从18世纪开始,南方的茶园和茶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