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流产儿“重造子宫”,900克男婴迎接生命神话

孩子在她肚子里待了26周就出来了,32厘米的身长,900克的体重,没有自主呼吸,生命濒危。为了保住这个几乎不可能存活的孩子,医生们为孩子"重造子宫"……     

提高婚检率应多管齐下

《婚姻登记条例》未将婚前医学检查作为必备要件,这是以人为本,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从现状看,自愿进行婚检的人数锐减,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有所上升,缺陷儿出生率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虽与婚检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婚检不论在过去还是将来,对婚姻当事人双方、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和影响.     

外国文学中的黑色幽默文化分析——基于马克·吐温《王子与贫儿》

社会背景影响着当下的文学体系与风格,马克·吐温作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其思想与创作随着美国初期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也发生着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的变化。其中,《王子与贫儿》则以犀利的笔锋与黑色幽默揭露当时英国上层阶级对贫苦劳动人们的残酷压迫。通过对该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掌握其蕴含的黑色幽默文化要素,这对更加清晰地解析相关作品、把握黑色幽默文化运用具有极大意义。     

读《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札记

亦邻真先生的《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是《蒙古秘史》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笔者运用亦邻真先生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对学界意见分歧较大的《蒙古秘史》中"主因亦儿坚""札忽惕""兀真"等专有名词进行了进一步考释。王国维认为,《元朝秘史》的"主因亦儿坚"即金末之"乣军"。17世纪罗藏丹津《黄金史》的书写形式?OIIN AIRAN(üin irgen)为他的推论提供了一个佐证。新近契丹文的研究成果表明,"乣"的读音为dju～tiou～tiu。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语音里有d和对应的现象,在蒙古语里"乣"的读音为"主"。"乣"与"札忽惕"并非一事。在金元时期的蒙古语中,"札忽惕"和Khitat(契丹,复数)意思相同或相近,均指"汉人";蒙古语的"兀真(旭真)"源于汉语的"夫人",应无可疑。此外,本文还考察了蒙古语词义演变问题。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解析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背儿带艺术

背儿带是西南少数民族养育孩子不可缺少的传统生活用品,是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艺术精湛,文化内涵丰富;那些色彩斑斓、巧夺天工、形制各异的背儿带,寄托着母亲对孩子的爱与祝福,是女性勤劳智慧的象征,承载着种族繁衍和民族兴旺的美好期盼,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背儿带是连接母亲和孩子的纽带,因而也是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收藏主题,以该馆收藏的西南少数民族背儿带为例,着重分析背儿带的装饰技艺和纹样特点,阐述其所蕴含的工艺性、社会性及文化内涵。     

冯梦龙《挂枝儿》成书时间考

《挂枝儿》中不仅编录了大量的民歌,而且冯梦龙还作了大量的评注。这其中包含了冯梦龙本人的早期经历。体现了他本人的文学创作思想与价值观。近年来,冯梦龙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有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答棠,《挂枝儿》的成书时间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引用的三则材料加以分析,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得出了观点,即民歌集《挂枝儿》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前后。     

《大卫·素朴儿历险记》及续篇中的乌托邦群体

本文对《大卫·素朴儿历险记》及续篇中的乌托邦群体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叙述距离理论观照下的儿童文学汉译：《王子与贫儿》个案研究

本文以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在其文学批评代表作《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叙述距离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儿童读者的特殊性,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采取的距离调控的目的和手段,并对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探索这一理论在指导和评价儿童文学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洗儿诗:从中国到朝鲜的文化旅行

兴起于唐宋并大盛于其后的“洗儿”习俗,不仅在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流行,还影响到了边疆地区和其他兄弟民族。流风所及,朝鲜亦有洗儿习俗。因洗儿而生的洗儿诗,是一种为新生儿祈福、祝愿的诗歌样式。朝鲜洗儿诗中,对新生儿的期许主要表现在追求寿富、仕宦顺遂与诗书传家三个层面。洗儿之时还常有赐名之举,它与洗儿一道成为敬念先人、和睦亲族的重要方式。由洗儿习俗到洗儿诗、洗儿文化,反映出中华文明对朝鲜的影响,经由最初的民俗最终上升到了文化层面,这是东亚汉文化圈形塑过程中的鲜活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