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罪中违法一元论与违法多元论对立之展开

违法一元论与违法多元论在财产罪中存在广泛对立。财产罪法益具有秩序维持的一面,经济的财产说更为可取。刑法上所有权的实体与民法不同,是与物有关的利益归属。刑法根据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认定所有权的转移时点,并未完全依照民法规定。对于所有权归属的证明,刑法不受民事诉讼最终结论的左右。在财产罪解释论上,应充分注意刑民违法判断的差异性。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论——以比较法为视角的研究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是介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混合法”,它是英美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发达或尚未分化的产物。其特点是:司法救济先于权利,申请司法救济权与司法权的实体合成与程序合成性。它有对人诉讼之救济与对物诉讼之救济、替代性救济与具体救济、中间救济与终局救济等类型,包括预防性救济和处罚性救济两方面的内容。      

文化流变的深层透视——影片<<有话好好说>>评析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有话好好说》问世以来,在京城内外引起阵阵喧哗与骚动,可谓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张艺谋执导电影的一次滑坡,他根本把握不了当代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进了城”也是个土八路;有人则认为此片体现了张艺谋导演风格的突破,是一次成功的“进城”。的确,这部影片一改张艺谋过去关注厚重的文化内涵,拍农村生活题材的路数,把镜头焦点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从史诗性的、庄严的艺术格调转变成一种游戏性的、闹剧式的风格。然而,应当看到,影片题材的改变和艺术格调的变换,并不是评价影片成败、艺术价值高低的标…     

谈人体借说及其修辞作用

人体借说是口语中一种重要的修辞艺术,本文着重探讨借说在口语表达方面的修辞特征：含蓄凝炼、幽默诙谐、生动形象、庄谐统一、通俗易懂。     

灾异与汉代社会

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     

周敦颐的主静说及其审美情趣

在周敦颐学说中，“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周敦颐主“静”的着眼点在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他将“静”作为人生最高境界。反映在艺术的创造中，多以幽美的自然景物和淳朴的田园风光为审美创造对象，突出表现对象淡雅、洁净、质朴的美学特征。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缅怀父亲张觉青烈士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东江纵队三支队上九连山创建革命根据地70周年,也是先父张觉青烈士牺牲的70周年。父亲是广东和平县阳明镇人,1906出生,是中共和平县首任组织部长,东纵三支队民运大队长。父亲离家时我才五岁,牺牲时我刚满十一岁。我只有从革命前辈们的讲述和有关史料的记载中,了解父亲的革命业绩。     

再论王艮"保身"说的得与失

王艮因现实政治的刺激、非法贩盐的恐惧和孝亲的伦理精神,提出"明哲保身"说.此说的积极意义在于纠正当时士人因一些不正当的观念和理由而做出枉顾性命的偏激行为,提醒士人以保重身体性命为首要任务.王艮的论证策略是提升个人身体的重要性,将身与道合一化,再以"一体之仁"开拓出保身爱人的伦理行为.可是,论证中出现了一些在逻辑上较为勉强的失误,这些失误让我们看到王艮"执本而用末"的"保身"原则在肯定意义上维护了道德的完满性,但在否定意义上又丧失了道德的实用性.简言之,王艮的"保身"说在历史背景下有其救正道德时弊的审美感,却容易成为不道德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