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对高职生自尊水平及效能感影响

探讨高职生的家庭教养方式、其自尊水平及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问卷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自尊量表(SES)与一般效能感量表(GSES),通过网络发放对国内262名高职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父亲偏爱、母亲偏爱与被试的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被试的自尊水平及一般效能感水平也呈显著正相关,推论家庭教养方式的得分能够预测被试自尊水平与一般效能感水平。     

浅释广东“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及应用——基于广告企业的会计事务

广东将于2012年11月开始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这将对广告企业的会计事项产生影响.此文从纳税人资格认定、税率和计税方法两方面进行政策解读,对“营改增”的会计处理进行阐述,以期能对广告企业的会计处理有所帮助.     

国际商法渊源视野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功能、性质和协调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明确规定的国际法的渊源,同时它也是国际商法的重要渊源。对一般法律原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与国际商法的起源、发展与适用关系密切,展示了国际商法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脉络。本文正是从国际商法渊源的角度出发,对一般法律原则的性质、地位和功能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将其与国际商事惯例这一重要渊源进行比较,并分析其与国际商法其他渊源的冲突与协调,得出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商法必不可少的渊源形式,对于弥补国际商法的法律漏洞,促进国际商法的统一和推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的结论。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与特征研究——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视角

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产业转移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技术瓶颈。依据一般均衡理论,构建区域间产业转移定量测度方法和计算模型,通过准确可靠的渠道,大范围地收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相关历史数据,定量测度我国区域间近十年产业转移的相对数据,分析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产业转移的基本趋势。     

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从维护切身利益,减轻税收负担的角度出发,企业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越来越受到纳税人的高度重视。那么,如何使纳税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轻税负,获得最大收益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也显得越来越重     

重构环境税法建制原则——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反思与突破

缘起于环境保护法的环境税法试图以税收这一经济工具调控污染者的行为,以促进环境保护目的的达成。环境保护税立法平移了排污费制度,既未能实现对污染者付费原则误读的矫正,在理念上又忽视环境税法横亘环境法与税法这一复合属性,使得环境税的激励诱导效果难以发挥,并且有沦为环境法附庸的危险。唯有对污染者付费原则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引入税法上的公平原则和纳税人基本权保障原则,环境税法的立法目的方能达成。     

资本质量、企业税负与经济提质增效的路径研究——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视角

将资本质量指数引入资本积累过程,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陕西经济为例,校准相关参数,比较了中性技术冲击和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消费和工资对中性技术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对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的响应是负向的。与中性技术冲击相比,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降低资本租金率的效应显现得更早。第二,受消费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供给增加的推动,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产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第三,与单一的减税政策相比,减税政策与强化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政策的耦合效应显著降低了投资的瞬时波动,促使消费水平更快地回到新的稳态,并稳定税收和产出的波动。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新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唠叨言语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唠叨言语行为频频发生,它往往导致交际的失败。从新经济原则规定的五项准则可以看出,唠叨言语行为导致交际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实现言语的优化配置和言语效用的最大化。     

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解释

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主要是结构调整的宏观思路,其在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忽视了支撑经济增长质量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中具体的微观产品(一二三产业中具体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加总,因此必须以微观产品质量为基础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以微观产品质量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质量一般理论,在定义、动力机制以及政策含义上与现有理论有显著差异。微观产品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假设,可以在区域层面得到初步的检验。政策建议是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必须以微观的产品质量为核心。     

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