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项目(上)

在国务院公布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3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53项)中,江西共有2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目)进入榜单。至此,江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目)达到70项。解缙故事解缙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文峰镇,是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字画赝品与面子问题

假文物、假名家书画这些玩意,自古就有。在明朝万历年间,吴中一带古董赝品更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就有详实记载。他还放了一句狠话：“骨董（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     

《四贤记》本事见于《辍耕录》

明汲古阁刻本《六十种曲·四贤记》凡38出,叙元代乌古孙泽、妻杜氏、妾王氏、子良桢一家四人忠孝节义事。此本传奇,系万历间江苏昆山鹿城人狄玄集所著;明代吕天成《曲品》著录云:《四贤记》,《辍耕录》中,载此乌古保事,内配最贤,可以风世。吴书荫先生笺注说:查今本《南村辍耕录》,不载此事,或为吕氏所误记。(《曲品校     

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王锡爵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行迹只字未提。那么,当战争发生时,作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是否参与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通过对援朝御倭文献中王锡爵行迹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援救朝鲜决策、保护前线将帅并疏导二人之间矛盾、确定明日议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关于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王锡爵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深刻认识。     

试析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朝鲜白银之解禁

1429年,在朝鲜多年陈请下,明廷免除朝鲜的金银岁贡,为了避嫌,朝鲜从此在国内禁用白银,而以楮布为主要流通货币。1592年,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廷迅速赐给朝鲜两万两白银,宣祖当即赐给身边人员,人人有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白银是朝鲜国王给朝臣的赏赐,并非军饷,亦非货币。在跟明、日交往时,常需用白银,战争期间更是必不可少。明大军开赴朝鲜,带来大量白银,对朝鲜产生巨大影响。为了确保朝鲜白银的来源,宋应昌等极力鼓动朝鲜开采银矿,发现了端川等多处银矿,1594年以后,每年都能开采一些白银,宣祖终于解除白银禁令,朝鲜各地渐渐接受白银为货币。尽管历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朝鲜最终融入了东亚白银世界之中。     

《古文苑》成书年代考

《古文苑》一书,世传北宋孙洙得于佛寺经龛,据说是唐人旧藏古文章。由《古文苑》辑录《石鼓文》、《诅楚文》、《峄山刻石文》的情况可知,此书并非唐人所藏,其成书时间大致应在宋代。从现今存世较为完备的宋代四种目录书籍——《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时间和其所录书籍及南宋其他文献记载看,《古文苑》实出于南宋学者之手,其成书时间大致应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之间。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闽南人文古迹诒安堡

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湖西畲族乡城内村,有一座建造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城堡诒安堡（又名诒安城）。2001年6月,诒安堡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赵家堡（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康熙年间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府第（又称新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在一个乡里,相距不过2.5公里,构成五里三城（赵家城、诒安城、新城）,在闽南农村实为罕见。曾有学者评论说,诒安堡是中国闽南乡村古城的缩影和活化石。     

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但此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长期严峻。正是万历十一年的周府岁禄拖欠问题,直接触发了宗禄定为永额举措的出台。先由钦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与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数年后又经廷议,万历十八年六月明神宗下令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并辅以其他重要条款。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天启五年明熹宗下令也将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宗禄定为永额。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