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富三有”的企业家伦理及其价值探论

“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是习近平总书记冀望于当代中国企业家所应有的伦理精神及对振兴中国经济应有的责任担当的价值论断。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等特质,内在地需要中国企业家培育和弘扬“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的伦理精神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伦理使命,以此锻铸既继承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又面向现实和未来创新创造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     

南唐三主的人品及政治

文章探讨了南唐三个统治者的人品气度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客观地评析了先主李昇的建国之功;中主李璟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强大的北周军事威胁下的衰颓;后主李煜的儒雅风流及亡国之痛.文章认为南唐三主的人品都不失为仁厚有为之君,因而在其统治的39年里,有"隐然大邦"之誉也非溢美,只是历史的发展,决不允许分裂局面的长期存在,南唐割据也如晓梦般地结束,是历史的必然,而非三主的无能.     

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化解——基于政府、用户层面的分析

第三方支付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发展,将直接决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用户体验。然而,第三方支付市场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的存在将导致该市场成长减缓、停顿甚至下滑。在政府层面,应鼓励互联网支付跨界创新、缩小互联网城乡普及率差距,加大科技环境的支持力度。在用户层面,应深化用户市场细分,制定差异化的营销策略;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增强用户信任;充分挖掘潜在市场需求,创新互联网支付与增值服务协同方式。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着力进行理论创新,逐渐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多层次构成的、逻辑严密的系统理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同质共向,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连结,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小康社会思想和战略步骤思想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思想的丰富与深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法治思想推进到新境界;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建思想的有力推进和重大发展。"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理论形态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成果,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随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的不断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必将进一步丰富与完善,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科学的理论支撑与指引。     

“三型政党”建设的功用与路径优化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并针对深化改革作出全面战略部署。在我国,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核心,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建设“三型政党”已成为党的改革与建设的总体目标。因此,“三型政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驱动力量。“三型政党”本身是党的改革和建设的目标体系,理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建设路径,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周恩来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中,都对此进行了艰辛的开拓和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和原则。今年是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我     

略析“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道德含义

体制性道德与个体道德相比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既要注重个人道德的规范和升华,更要注重体制性道德的合理与进步。“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和反映,它既是衡量一个社会体制是否具有道德性的主要标准,同时,它自身的含义中也蕴含了道德意义。揭示“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体制性道德的这种内在关系,目的在于强调“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合道德性和用伦理视角衡量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     

王国维与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异同管窥

王国维和克尔凯戈尔均提出了人生的“三境界”,其内含具有同质性和差异性。共相之处体现为推崇恐惧、颤栗及形而上焦虑等原初情感,重在对绝望现象学的描摹,精神本质关涉真理场域所绽出的本真自由,彰显了本体存在的价值诉求。不同之处体现为王国维“三境界”内含动态上升的逻辑指向,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则是重叠交错的意指结构。王国维“三境界”是对人生意义和终极问题的美学关切,是动态上升后的“静态”自足,是对“罪孽”的条件性和暂时性解除;克尔凯戈尔“三境界”重在对“罪孽”的辩证法扬弃,肯定“骑士信仰”的信念守护,最终指向宗教救赎之境。     

主体在“忧患意识”中觉悟

牟宗三建构的道德形上学是以儒家传统的主体性为理论支点,而这种道德主主体性真正奠基于主体在“忧患意识”中的觉悟,忧患意识是在对人的忧患负责中形成的,主体的觉悟意味着责任意识的产生。从原始的本能到主体的觉悟,以“心性”范畴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成了中学文化的主流,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以“道统”自居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