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哭与笑：南塘变迁

杨云标说，“和谐社会体现在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比较上．如果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民间力量过于微小，那也不会形成和谐。”     

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特征与驱动要素——美国经验与启示

产业结构变迁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凝练。按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特征,将美国二战后至今的产业结构变迁历程划为六个阶段,在分别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美国产业转型升级有五个主要特征,即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产业在国际间梯度转移、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和产业生产效率区别增长的过程。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政策和金融支持是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我国稳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加速产业跨界融合实践和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进程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回顾与展望

教育督导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教育督导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教育督导制度的恢复与重建（1977-1992）、教育督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1992-2012）、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的建构（2012年至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督导制度,应以教育事业发展为重心,增强督导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提高督导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加快督导法制化建设,改进督导方式,健全督导问责机制。     

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解析与应对

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以分散式立法为主的萌芽阶段、以相对集中式立法为主的形成阶段和以专门立法为主的成熟阶段,呈现出审查机构权力不断扩大、审查对象和标准不断拓宽、审查程序不断细化、审查监督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导致了审查目的异化、审查权力滥用、审查监督失序的后果。为了维护中国的海外投资利益,一方面中国要修订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亦要遵循事前风险防控、事中加强沟通、事后总结经验的策略,双管齐下地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

高中阶段教育是世界各国制定教育规划时共同的关注焦点,也是我国义务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政策从注重单方面质、量的平行发展到兼顾质与量的统筹发展,再到回归个体本身的个性发展,从关注学生的外部属性再深化到内部属性,价值取向处在逐步演进中,由最初的社会本位取向转变为大众主义取向,紧接着体现出以人为本取向,深刻反映了时代变化与发展的诉求。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的裕固族剃头礼及其现代变迁

剃头礼是裕固族重要的人生礼仪,是裕固族游牧生活的时间秩序表达,具有积累生产资料和交换、传承传统文化,团结凝聚族群以及增强族群认同的功能。随着现代化的侵袭,剃头礼的举行时间、仪式过程、仪式后续等环节都发生了变化,反映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链条断裂的趋势,是裕固族从传统的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调适,是民族国家体系中游牧社会对新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人际网络的适应。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生活世界理论和人类生存的历史性维度

历史意识为反对物化的思维方式而诉诸创造性的精神,但也因此而走向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生活世界理论认识到主体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处境之中,立足于生活世界,历史意识的存在论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形而上学的存在观转变为中介性的存在观；根据中介性的存在观,历史性本身成了存在的一个维度,并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模式——内在反思的思维模式奠定了存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