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历史语境：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作者在新世纪的历史视域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发展的三大历史语境: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解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而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以及探索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内涵。此外,本文还直面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重要理论挑战,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理论话语回应了世界上种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责难。     

马克思三大批判的雏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撞击

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三大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是马克思思想成形的十分重要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撞击.通过批判,马克思开始找到并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并深刻地影响其后的思想发展.《手稿》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急剧撞击的文本记录,显现为马克思三大批判的雏形.     

论矛盾的多层次关系及元概念极性相斥——关于矛盾斗争性非元概念之辨析

本文讨论了矛盾理论的基础重构,认为从精确化上讲有三大关系:极性关系、运演关系、结局关系;而不是传统矛盾学认为的只有一组关系即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矛盾概念精确化,必然导致对矛盾的极性相斥、过程相斥、结局相斥诸种情形加以区分。赫拉克利特理论误植是斗争哲学的历史渊源。本文论证了斗争性不具元概念意义,不是矛盾的根本属性,而是与竞争性、合作性对等的运演性范畴,矛盾的根本属性即在元概念意义上是矛盾的极性相斥(可定义为对立性)与同一性。极性相斥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提法不妥,尽管斗争仍然是重要的哲学范畴。     

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学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体现了五个层次的重大创新思维方式的创新、经验总结的创新、时代课题的创新、三大规律认识深化的创新、一系列思想观点论断的创新。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灵魂，更是一种境界。     

县城: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前20年县城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作用突出,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镇化进程中的特大城市偏好日益明显。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县城城镇化的再度强调,这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引起各方的再度重视与审视。中国城镇化战略"从偏县城到偏城市再到突出县城"的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演化逻辑与必然性。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均已发生巨变,县城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县城城镇化模式至少需要包含功能协调、区划设置、交通网络、公共设施、权利保障和治理能力六大支柱。     

当代灵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初探

个体除了感性能力、理性能力之外,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能力即灵性能力。灵性即是指个体所具备的自我超越、潜能开发的能力,或者说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超越于物性、摆脱物性的束缚、而达于“自由”并至于“幸福”之境地的能力。个体的灵性能力经历着5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开展灵性社会工作,并倡导一种灵性引导的生活,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炸毁月球能给人类“永恒的春天”吗?——生态技术美概念的提出

本文认为,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都应该是既与自然同一又与社会同一的。凡是美的科学技术,都应该是可以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产生三大动态和谐,促使人类的主客观世界更臻于美化的生态科学技术,都必须限人类的自由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性的联系。“生态技术美”应该是人类在改造主客观世界中追求的绿色美学价值目标。     

宋明道学对人生三大和谐的综合

三大和谐的关系如何?中国古代哲人对此是如何处理的?本文分析宋明道学对儒道禅三大和谐的综合,提出其特点是将它们分出层次;将物我和谐作为修养的终极目标,将人我和谐作为实践的人手处,将身心和谐作为和谐达成时所生的心理效应,从而使三大和谐紧密结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生和谐,突出了三大和谐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绿色理论”中的三大和谐即由此发展而来。     

试述开元三大印度高僧的译经成就

唐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中国弘扬正传密宗，史称唐密。由此，掀起了中国译经史上的辽后一个高湖，中国密教进入极盛时代。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及其对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

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统治权理论和自由、民主、容忍三大悖论的提出对民主制度提出挑战,近代民主理论在深入分析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同时对其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谁应当统治”进行解构,并最终将此问题转换为“应如何对统治者进行管理”这一现代民主问题。其手段是从对执政者的人格设定入手,提出选择政治精英的制度理想和基本标准,揭示政治精英堕落为“无赖”的理论可能性,补充完善防范“无赖”的政治理念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对剥夺“握有利剑的疯人”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正义性进行理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