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使命与文风重构——基于“三大体系”构建和社科期刊实践维度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也是社科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文风作为一种功能性“话语”资源,是学术前沿活力的呈现,对于学术话语体系的优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一段时间以来,社科期刊编辑群体的文风状况不尽如人意,因学风失位、文风失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成了编辑业务的“硬伤”,也成为学术期刊的“软肋”和学术话语的“短板”。这进一步表明,文风建设是社科期刊编辑不曾“结项”的研究课题,新时代语境下的文风重构是必要的;其目标任务应基于“三大体系”构建的认识高度,体现五个学理维度,也即价值观念的正确性与导向性,内容资源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形式结构的严整性与实用性,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与生动性,制度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高校校园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突破研究

中国高校校园文化深深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二者不总是和谐共存的,高校校园文化在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文化,二者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相互矛盾与不适。这是不容回避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追根溯源,从而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构建起新型的校园文化,让高校校园文化充分发挥育人功能。     

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基于产业转移演进视角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数百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不断成功上演落后国家赶超领先国家的案例。中国若要成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就应在高度重视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充分利用中国科研的人才优势,切实做好新技术产业化,进而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重塑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这也是第二种"机会窗口"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所提供的战略选择。     

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之关系——致胡治洪教授

生活儒学绝非采取的形而上学的进路,因为形而上学只是生活儒学的三大观念层级当中的一个层级而已,而且并非其最本源的层级.生活儒学以生活-存在及其仁爱情感显现为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主张在这种本源上来建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生活儒学首先破解一切传统形态的形而上学,以此区别于原教旨主义;然后重建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以此区别于后现代主义.     

黄宗羲“道”论与明清之际哲学的突破

黄宗羲"道非一家之私"及相关论述,显示了黄宗羲的学术平等思想与自由观念。这既开启了后来穷经体道自"识字"始的考据学风,更是贯彻到政治哲学层面,使得他能够以"公天下"的观念重新考量君臣之道,重新诠释天下是非观念。这样,黄宗羲从哲学史观、经学、政治哲学等层面给予了"道"以新的解读,彰显了其哲学对宋明理学甚至是原始儒学的突破意涵。     

传统广播媒体在"围城"下的突破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互联网络技术发展起来,出现了新型的媒体技术,人们对于广播节目的收听不再仅仅局限于收音机里,可以通过各种客户端,利用智能手机、智能音箱甚至可佩带设备等终端实现收听,使传播渠道更为广泛.面对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挑战,传统广播媒体应积极寻求解决对策,实现传统广播媒体在"围城"下的突破,本文对此现象进行探讨.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生活哲学视野中的“城市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其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市民社会其实应当称作"城市社会",它既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即近代市民社会;也包括古代公民社会和近代政治国家。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形成的社会"本质上是乡村社会,而未来的"人类社会"则是超越了城乡对立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乡村社会、城市社会、自由人社会,就成为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其实是与此对应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说”的伦理内涵及在当代中国的表现

在《1 8 5 7—— 1 85 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休视角对文明社会以来依次更替的三大社会形态作了如下经典的论述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     

关于崔致远研究的三个误区及其突破

自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二十年来,“崔致远研究热”逐渐从韩国扩散到中国.但当前的崔致远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关于崔致远的生年及初来华之年受韩国学界误导问题;二是关于崔致远与罗隐、顾云关系及其创作渊源的若干误解;三是关于崔致远诗文评价中激情拔高问题.对崔致远的研究和评价,决不能孤立进行,必须放在唐末文学和文化背景中,放在唐末作家作品序列中,给予恰如其分的定位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