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近代世界市场观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时期,而此时被迫开国的中日两国对世界市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途径:中国在40~50年代坚持“以商制夷”,到70年代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世界市场了解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商战”论等近代世界市场观;日本在开国之初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贸易无用还是贸易兴国,并在60年代发展为自由贸易思想。中日近代世界市场观的区别是:中国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世界市场观,日本基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世界市场与本国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的近代化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准现代化的人事考试制度,考选人才方面既吸收了古代考试的公平精神又采纳了西方文官考试的先进理念,具备了近代化的特征。从人才的选拔看具备了公平性,但体制的缺陷使其任用的成效不尽人意,阻碍了它近代化的进程。     

甘肃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打造文化制高对策思考

甘肃是华夏文明名副其实的源头地区。由于甘肃地理位置特殊,这里还形成了富藏活态的藏传佛教文化、华夏民族秦汉民俗文化、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国境内的回族文化,它们交相辉映,相映成趣,与当代汉民族文化一道反映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变迁,它们都统摄于华夏民族的祖源地文化——华夏文明文化。新时代,为了更好地构建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价值符号,我们需要继续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诠释好中国智慧。重视甘肃的历史文化宝藏,为构筑"华夏文明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方法。     

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培养模式之启示

二战后,德国建立了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对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对德国职业教育之研究,从组织机构、教学方案、校企合作等方面,论述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培养模式之启示。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男权文化铁蹄下的失语者——《菊香》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有天然的联系。贬低女性和贬低自然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劳伦斯的《菊香》是一部具有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在小说中,劳伦斯揭示了自然与女性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批判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异化。同时,揭露了代表文明势力的男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漠视,表达了他对女性自我意识崛起的美好期待。     

参考文献引用与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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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英文)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