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兰.巴迪欧的主体观

巴迪欧认为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传统的主体范式,唯物范式将主体简化为身体,唯心范式则将主体与身体分开。前者执著于生命中的死亡体验,是世俗性的“享受”;后者注重死亡中的生命体验,呈现为宗教般的“牺牲”,但二者最终走向死亡。因此,巴迪欧提出了第三种主体范式,它处于真理生成的轨道中,居于事件与真理之间,并忠诚于事件。在新的主体范式中,主体与身体具有同一性,既不可分也不可约,两者结合在一起,却又保持着彼此的特殊性。巴迪欧给出的是主体化的身体,这一新的身体作为两者的结合体而出现。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农民利益保障研究——基于Z村并居案例

现阶段我国推行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对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有显著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社会保障问题,引起了各方关于村落发展模式的积极探讨。由于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粗放式建设用地经营,加上大规模农村人口由农村迁往城镇,造成相当程度土地和宅基地的低效利用和闲置现象,而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可以有效合理规划农村建设布局,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集约节约用地增加耕地面积、保护耕地、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但试点地区政府在实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中存在逐利"冒进"现象,在实施整个过程中缺乏完善配套保障措施,使村民社会保障易陷于困境。因此,实施政策应以维护农村利益为核心,保障合法占得宅基地村民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健全搬迁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创业就业环境、完善社区养老保障、完善土地级差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和保持土地可持续利用,以最大程度保障农民利益,增进农村农民权益。     

“拆村并居”的风险解析

风险概念因其直接关涉风险分配、权力与权利关系而具有宪政内涵,从而被接纳为法学概念。法学风险概念在法律系统的运作依赖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从拆村并居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法律风险决策与现代法律风险决策的差别在于后者更关注风险沟通与风险评估,此二者有助于重构当下国家与公民的互信关系。因此一个扩大化的分析是,有关风险语境下政策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应建构在国家与公民二者关系的基础上,重视国家与公民关系对于处理风险议题具有重要作用。     

养老金并轨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理论分析

虽然养老保险并轨制改革已完美落幕,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仍然面临着问题和挑战。论文根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各个过程和阶段,探析了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改革过程中已经和即将会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对策。为进一步完善"并轨"改革,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 法治逻辑悖论 ——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

刑事立法通过刑罚尺度将犯罪配置为轻重不等的级别,既是人类公平理性的刑罚体现,也是实现刑法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贪污与受贿并重惩罚"的刑事反腐策略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法治逻辑悖论,在刑事立法中法定刑的配置应逐步实现由政策模式到法理模式的转型,更多地从司法实践经验中汲取规律并与既有理论相互检验,致力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调和。通过2017年中国司法实践中2097份贪污罪和受贿罪刑事判决书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受贿罪而言,法官在刑罚的裁量中倾向于对贪污罪判处更重的刑罚,具体量刑上"有索贿情节的受贿罪>贪污罪>受贿罪"。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法上应采分离制。     

中国企业并购交易模式的对策探析

基于企业并购交易模式中实证理论,本文分别从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不同并购交易支付工具的财富效应与适用情境,提出了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并购交易模式的选择标准与策略.针对国内企业并购交易模式发展现状,笔者也提出了推动中国企业并购交易工具多元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宋明理学：一个返本开新的范例

在中唐至明末清初期间,宋明理学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发展、鼎盛到逐渐式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宋明理学积极吸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具体的修道办法。这些修道办法虽然包含许多道教和佛教成分,但它始终持守着儒家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源远流长的儒家道统,从而实现了儒学的返本开新。     

浅评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三教并用”的政策

儒、佛、道三教是长期活跃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支主要思想力量,佛教的传入对于道教和儒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三教之间虽然互有矛盾,但是三教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发展,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对于中国的历史上很多帝王的统率平民和管理臣下都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