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实的文献基础的学术力作——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评介

正赋作为中国古代韵文四大体裁(诗、词、曲、赋)之一,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与诗、词、曲批评史的较为深入相比,赋学批评史则显得非常落后。冷卫国教授《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的出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快事。本书以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汉魏六朝的赋学批评进行了客观而     

《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探讨

对于《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众说纷纭,或言张华,或言张敏,本文针对今人马鸿雁《张华集校注》将《神女赋》归入张华集而作,立足于《神女赋》之文本,重点从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两个方面着手,通过与张华、张敏诸作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将《神女赋》归于张敏著作更为妥帖。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数字赋能零售企业绩效提振的路径研究——基于线上线下融合视角

【目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深入应用，给人们的生活消费和企业的组织运营带来了颠覆性改变。对于广大零售企业而言，纯粹的单线经营或浅层的双线布局都难以冲破现实的桎梏，如何借力数字赋能推动自身转型,实现业绩提振成为零售企业关注的焦点。【设计/方法】从当下热门的线上线下融合切入，以数字赋能为前因背景，探讨了数字赋能对于零售企业绩效提振的影响路径，并基于287份已开展线上线下业务的零售企业的问卷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结论/发现】数字赋能对零售企业绩效提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线上线下融合借由价值主张融合、多维资源融合、交互体验融合三个子维度在数字赋能对零售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理顺了数字赋能、线上线下融合与零售企业业绩提振间的关系，为传统零售企业借助数字赋能实现有效转型、绩效提振指明了切实有效的路径。     

"味"与游戏 --魏晋时期"味"说解读

魏晋时期出现于文论中的“味”虽还不是正式的美学概念，但已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它产生于对赋颂作品的讽读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之“味”不仅体现了文人对言语的高度迷恋，而且体现了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价值意识。游戏之“味”为刘勰、钟嵘的“味”论的建构作了理论准备。     

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论诗学流变中鲍照诗歌的赋化实践

鲍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强烈创新品质的诗人，他不仅把文人乐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还奠定了七言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鲍照同时又是诗赋兼工的南朝文学大家，他以赋法写诗，丰富了诗歌的表达技巧。本文主要从诗体流变、艺术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为鲍照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汉赋虚构与小说虚构的比较─—兼谈读汉赋的另一角度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考察汉赋这种文体所蕴涵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要素。并从“小说”概念发展源流入手，辨析小说发展史上曾有过的两种内涵。认为汉赋中具有了虚构、人物、情节等几个现代意义上“小说”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最后以《长门赋》为例，来印证本文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