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侵犯版权罪看英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兼议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利用轻刑矫正罪犯,减少监狱压力。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犯罪全球化问题以及“严而不厉”政策的局限性,英国议会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犯罪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本文将通过英国议会对侵犯版权罪的近几次修改,论述英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比较中英两国对侵犯版权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我国侵犯版权罪所存在的问题。     

浅议我国检察自由裁量权

目前我国检察自由裁量权主要是指酌定不起诉权。酌定不起诉权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它的存在与我国现阶段司法资源严重紧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应当适当扩大我国检察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中国农村省际间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实证

通过构造内生收入函数模型,利用199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省际间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农村教育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农村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农村省际间收入不平等将上升15.7346个百分点,并且农村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此外,农村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假说得到证实,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扩展仍处于扩大收入不平等的阶段。     

基于价格控制的排污收费二层线性规划模型

文章应用二层系统优化决策理论,给出了基于价格控制问题的排污收费二层线性规划定价模型,模型中上层决策单位是政府(环保局),下层决策单位是产生污染的生产企业。该模型从某种程度消除了以往排污收费问题研究中政府与企业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多边信息不对称下拥有竞争制造商的供应链决策

文章研究两个竞争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共同面临成本信息不对称风险时的供应链决策问题.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在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别拥有私人成本信息时,探讨供应链成员的三方博弈机制以及博弈结果对供应链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不谎报行为,无论是制造商还是零售商都会通过谎报策略获取更多利润,最终会实现三方都采取谎报行为的Nash均衡,但整个系统效率降低,而且当制造商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供应链成员会陷入囚徒困境.     

贵阳去年引资增长两成多300多亿真金白银入袋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景秋在市政协三届二次会议上透露,到2012年,重庆教育投入力争达到全市GDP的4％,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公民的道德权利是否可能?——当代政治哲学有关公民不服从基本问题之争论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服从是当代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问题.讨论立足于三个问题:公民不服从问题的产生;它在实践中的具体特征;它是不是一项道德权利.现有民主制度的缺陷是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根源.非暴力和自愿接受惩罚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罗尔斯从契约论出发,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向公共论坛提起申诉的一种道德权利.而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则主张,在他所说的自由国家里不存在源自一般政治参与权的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不服从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公民不服从可以引起社会的广泛思考,促进政治制度的变革.     

农地非农化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判断

以2010—2016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不平等指数及社会福利指数测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并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基尼系数、阿特金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增大,表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差距扩大,利益主体间的平等程度降低,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利益主体间分配差距缩小,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且西部扩大更为明显;社会福利东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西部最小。我国应改革征地制度,协调区域发展,寻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促进社会福利的提升。     

不完全契约、质量监督与农业企业外包——基于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农业企业的产品质量与组织分工形式密切相关。在契约不完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引入质量监督与企业外包决策的经济模型,提出质量监督成本的提高会促使农业企业选择纵向一体化生产模式的理论假说,并基于2012-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展开经验研究证实。结果表明,生产环节的难以监督和契约制度环境不完善产生的质量监督成本使农业上市公司外包水平显著下降,间接验证了农业企业为保证中间产品质量需增大对专业化经营主体的监督费用,从而影响其组织分工形式的理论假说。此外,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市场规模和资产规模都会对外包程度产生影响。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与养殖类企业相比,质量监督成本对生产过程相对复杂的种植类企业外包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     

反外国制裁的路径演化与中国选择

外国制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外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的制裁措施,二是由私主体实施的但可以归因于政府的歧视性限制行为,三是国际组织施加的单边制裁。中国近年来遭遇的外国制裁以美国制裁为主。美国对华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旅行禁令、进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等类型,依其效力范围又可分为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域外积累的反外国制裁路径主要有事前预防、国际争端解决和国内立法反制等,它们各有优缺点。面对不断加大的外国制裁压力,我国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系统工程中加快反外国制裁法治体系建设,一方面积极吸收国际经验,丰富反外国制裁路径,合理借鉴事前预防模式,善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反外国制裁立法体系,提高司法反制水平和执法反制效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