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程序价值

程序价值是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要探讨的问题之一。程序的意义体现在：程序的健全,程序的合理化、正当化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程序的正当与合理为理性选择提供了一种保证。程序实际上提供了某种认识模式．程序的合理化和正当化实际上是认识的方式和模式不断变革的过程。要想构建适合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程序价值。要想在中国不断的使程序这种社会结构更加完善、合理和正当,就必须坚持总结世界文明史上有关程序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以之指导中国的程序实践。     

对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的时代思考

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对“不搞争论”思想的历史背景、内涵、方法、原则和现实指导意义作深入探析,以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容忍的不平等：过渡与差别--柯亨思想的一种政治哲学考量

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是消除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代之以经济平等和彻底的民主,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看,我们都距离马克恩的理想有很大距离。即使作为当前的合理目标是最好的选择,市场社会主义至多仍然是次优的选择。鉴于历史发展的进程要求,即过渡特征,我们必须对结果意义上的各种不平等采取包容政策。但在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条件下,收入差异在仅仅反映了不同的收入、闲暇差异时才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平等并非“机械的平等”或“结果的相同”。     

环境影响评价听证程序研究

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听证会在我国行政管理模式中逐渐为政府所适用。但听证程序立法的缺失与不足,直接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许可行为的实施效果。从听证程序与环境行政决策关系人手,通过分析听证程序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提出改革听证程序类型、确定听证程序的拘束力和建立保障制度等建议。     

我国电信产业寡头垄断合谋研究——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两大集团《合作协议》为例

运用产业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两大集团《合作协议》为例,分别从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双寡头合谋行为的危害和成因,提出了打破寡头合谋的路径选择：一是通过准入管制,强制垄断者提供已有网络的互联权;二是开展全业务经营;三是实行不对称管制;四是建立独立的电信规制机构,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五是倾听用户意见,保护消费者利益;六是倡导竞争合作,实现运营商的共赢。     

论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地位

行政执法中的内部程序必然会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它在行政法治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不同的是内部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与外部行政程序相比具有非正式性、间接性和隐蔽性。然而,该问题的研究在行政法学界一直是一个理论空白,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有必要对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不和谐音:货币紊乱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

1840-1949年,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极不和谐的历史时期,期间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战争.究其因,除了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击、制度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以外,还由于货币制度没能"配伍得当".紊乱的货币体系成为近代中国动荡之源.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1934年废两改元以前,近代中国两、元并行,银、铜并用的货币体系,提高了交易成本,减缓了商品流转速度,阻碍了经济发展;也给社会民生造成种种不利影响;银价、铜价、物价大幅度变动,更使老百姓深受双重通货膨胀之害.     

略论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与方式

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大致是"必先礼聘,而后升闻",方镇有较大的自主权,方镇将幕僚人选奏报中央仅仅是程序,除叛镇之外,中央一般都给予敕准.本文重点探讨了方镇对奏辟及第举人入幕奏报程序,及其对中央的审批程序进行了大致疏理.方镇在招聘及第举人入幕方面,因及第举人的名望、才能不同,其方式较为多样.     

市场转型中的农民工和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中心制度,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发生重大变化领域之一,劳动合同研究对于农民工权益保护这个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田野调查为依据,从企业组织设计和国家制度安排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不对称的雇用契约向家长福利制、指标性契约、规范性契约等三种新的雇用契约变化。最后,文章提出了建设稳定和谐的劳资新秩序必须塑造劳动合同的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约束机制等若干政策建议。